材料一：
神话是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不可复制、不可替代，成为认知各民族早期历史和文化起源的凭据。然而，神话的价值不止于此。除了填补历史文化记录空缺的作用外，神话作为文学的种子，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与西方神话相比，中国神话散见于各类典籍中，体系上略显不完整，规模上也不够宏大，这给中国神话的系统研究带来不便。
神话是史前先民历史文化的零星记忆。文字出现后，人们把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记录在不同文献中。这些文献可分为原生性神话文献和再生性神话文献。
原生性神话文献是指先秦时期最早用文字记录神话内容的文献，其时间上距离神话产生的时间最近，基本上源于口耳相传，以《山海经》保存神话故事最多，其他如《诗经》《楚辞》等文学总集，《穆天子传》《尚书》《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诸子文献中，也不同程度保存了大量神话。这些记录尽管零散，但大致构建了中国神话的基本框架和原型规模。
再生性神话文献发端于秦汉，至明清一直有出现。从时间和属性上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秦汉时期文献。这一时期尽管已经远离神话产生的时代，但因距先秦较近，仍能约略窥见神话的原貌。对神话的记载，见诸《吴越春秋》《越绝书》《蜀王本纪》等杂史书，以及《论衡》《风俗通义》等子部文献和大量纬书中。这些文献性质不同，摘引神话各取所需，其中有些内容与原生性神话文献吻合，有些则不见于原生性文献。虽则如此，它们对神话的原貌仍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第二类为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文献。这个时期离远古更加遥远，相关记载的文献属性淡化，内容可分两种：一种是作为文献保存，抄录前代记录的材料，见于《初学记》《北堂书钞》等大量类书。第二种则为中国文学独立之后，依赖于诗歌、散文、词曲、小说等各种文体的繁荣，将神话作为题材的各类文学创作。它们为中国神话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为古代神话的再生创造了繁花似锦的园地。
（摘编自宁嫁雨《神话，在文学的土壤开花》）
材料二：
神话的作用，首先是净化。按尼采的说法：“神话的光芒所到之处，希腊人的生活就被照亮了，否则他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有人进一步说明，希腊神话的内容和材料与别的民族没什么不同，只因他们净化过愚昧丑恶的部分，便成就了诗化的神话。神话的另一作用，是启示和教谕。在这方面，中西神话有着相似之处。柏拉图就让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无比准确地说出了神话诗人的作用：“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
中国古代神话，尽管看起来散碎，却也同样参与了家国的教化，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nomos（民俗，宗法，法律），中国古代神话经过那些以某种好为目的的重述之后，中华民族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谣俗”（《史记·货殖列传》用词），这是渗透到我们血液里的东西一细心一点，从这些谣俗里，大约能看出这共同体的性情、生活方式乃至命运。
神话的信息，始终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摘编自黄德海《我们有责任来重述古代神话》）
材料三：
讲好中国故事，一定绕不开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上古神话就是蕴含并传承中华民族核心文化观念的宝库。但这些承传近万年的神话传统，在时间的长河中历经荡涤，呈现出深邃丰厚的面貌，因而要讲清楚上古神话并非易事。
古典神话的当代重述，一方面讲出来的内容要让当代人听得进去，另一方面写出来的神话要让传统文化传得下来。《诸神纪》用谱系的逻辑来行文布局，目的是让读者能够找回典籍叙述的“语境”。比如严优认为神农氏与炎帝是两个神/人，因此她把神农尝百草放在创世神祇的序列，而把炎帝放在古帝王序列。她把伏羲、神农、女娲列为三皇，并且给出了黄帝、燧人氏、祝融不宜列入三皇的理由。历史上复杂纠葛的“三皇五帝”问题，在《诸神纪》里得到了清理，观点虽为一说，但合情合理，符合当代语境。
在内容为王的当代文化市场，并不是任意抓取一个古代文化意象就能成为一个优质IP，真正的文化创意必须植根于文化“传”“承”的土壤中。中国古典神话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神话IP”，但是怎样使之发光发热，是一个难题。讲好中国故事，必定要讲透其中的精神气韵，讲清楚内里的价值观念。在神话重新成为文化热点的当代，《诸神纪》这样的尝试非常宝贵。尽管其架构、书写、文化考证等都或多或少有自身的局限，但就“中国神话重述”这个课题而言，《诸神纪》算得上高分答卷。
（摘编自张多《中国古典神话的当代重述需要文化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