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慎独”是儒家之为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符号。
“慎独”之“慎”，本义是“谨”，又有“诚”之义。而“独”则与群相对，意为孤处。“慎独”强调的是，即使在无人知晓、没有监督的“闲处”，亦即私密情境下，君子依然应怀有敬畏之心，严格自律，克己复礼。
生活中有群居与独处两种生存场景，这也就带来了两类伦理空间，前者是群处而公开的（人前），后者则是独处而隐秘的（人后）。群居空间的公共生活，因有礼法的外在制约，且处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严密监视下，加之曾子时代，社会充满“求闻”“求名”的冲动，奉法守礼、循规蹈矩之外，又或“巧言令色”，而刻意“著其善”；而“闲处”则大为不同了，礼法未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又未达，这无异于一个无拘无束、可恣意妄为的“自由天地”，此时君子或会自律，而小人就恣肆了。曾子所倡导的“慎独”，以突出的“闲居”自持自守，使独处亦如群居一样，这就消解了私人之境的道德风险，从而化独入众，扬弃群、独之异，又超越两者之别，消融“群－独”的分裂与异化，弥合公、私伦理空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吾道一以贯之”的伦理圆融。
慎独之独，除了上述“闲居”的私处或说私人空间之意外，还指意念的隐秘之境。在此只有意念自感的隐微之境，曾子亦如“闲处”一样要求“慎独”，其意涵朱子有深切的阐释：“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所谓“审其几”，即不能因己“独知”而忘乎所以，或着意伪饰，或刻意扭曲。相反，应戒惧审视，精诚其意，一念之际，即必须存诚而去伪，即如曾子所强调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追求真诚而纯粹，在灵魂深处“正心直内”。
在“独知”之境讲求“慎独”，仍然是很难的。因为如果说“闲居”已属私秘，而“独知”的“念虑”之际，则是更进一步的“独”，是隐之又隐的形而上秘境。它的难以言传，显然是外界不易窥知的，当然也是很难监察的。因此，这种情境下的“慎独”，相较于“闲居”就难上加难，因为它触及了他人无法感知的隐微。季札挂剑之动人，正因为他坚决践行自己内心的许诺，是完全自愿、自觉而自由的，真正表现出绝对的诚信，充分显现了高度的精神自律和灵魂纯一。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以及他的绝对的“守约”，就反映并印证了这一精神自律。
（摘编自马爱菊《曾子的“慎独”》）
材料二：
“慎独”作为儒家对君子修身的道德要求，目的在于“求道”，服务于当时的体制和礼仪规范，带有时代局限性。而主体性道德人格同样具有时代的特色，并且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和责任。“主体性道德人格具有彻底消解与根绝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责任……也担负着超越世俗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肤浅、平庸、单向度、感官刺激、对精神境界追求的缺失等的价值追求。”主体性道德人格与“慎独”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⑴
道德人格的主体性是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规定性特征。其中，自觉性是主体性的首要要求，体现着道德个体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以及道德行为方面的自主性。同样，“慎独”思想也蕴含着自觉性的要求。《礼记·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即要求人在独处时要“慎隐”“慎微”，再隐蔽、再细微的地方也要“慎之又慎”“无处而不谨”，能够自觉按照道德要求审慎行事。
⑵
成为一个自由的具有良好道德人格的主体，其前提是人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不依附于任何外在事物。这种独立不仅表现在外显的行为，还可以表现为一种内隐的心理活动。道德人格的独立性指向，要求道德个体能够保持思想自由，能够独立判断，并为自身的道德选择负责。“慎独”思想亦是如此，无论是“独处”，还是“独知”，都强调了道德个体独立观察、独立审思自身行为和内心活动的要求。
⑶自省视角
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培养需要道德主体能够自察自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于外时刻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有悖于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于内反省自己内心是否依然秉持人生价值理想。“慎独”思想强调“己之所不闻不睹”以及“人之所不闻不睹”两种情况，我们都要谨慎对待。
⑷自由目标
主体性道德人格和“慎独”思想的最终目标就是达到内心的真诚自由。当道德规范和要求不再单纯依靠外在的约束，而变成内化于心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自觉，即道德行为的实践源于内心的真诚而不是外在的强制力量，才能够达到相对的道德自由。“慎独”思想要求人既要在独处时“慎其闲居之所为”，又要对“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谨慎对待，时刻戒慎恐惧，以防止违道的意念和行为出现。
（摘编自李文丽、孙峰《“慎独”思想与道德人格主体性的培养》）
【注】季札挂剑：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出使北方，来到徐国拜访国君，国君对季札的佩剑赞不绝口，流露出喜爱之情。季札在心里暗自许诺，完成所有出访任务后，将宝剑赠给徐国国君。可是，当季札的出访行程结束时，徐国国君已经去世。季札来到徐国国君墓前祭奠，并解下佩剑，将它挂在墓旁的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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