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种批评方式的生成与其文化背景有关，它们规约着人们对文艺本质的认识。西方传统学批评以哲学为逻辑起点，通过哲学观照文学，讲究逻辑、体系与思辨。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那种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上的哲学，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文学是一种直觉式、总体性观照，生动空灵、意蕴丰赡，常用比喻阐述理论，强调妙悟，表现出一个早熟民族的审美体验、人生感悟与生活旨趣。
同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式也表现出抽象、模糊、神秘与不确定的特点，正如叶嘉莹所说：“传统文学批评往往喜欢用一些意思模糊的批评术语，在中国文学批评述作中，往往充满了“‘道’‘性’‘气’‘风’‘骨’‘神’等一些颇具神秘性的批评的准则。”这种东西方文学批评方式的不同也与民族的思维特征有关。正如黑格尔所说：“东方人是实体的直观，而欧洲人是反思的主体性。”这些都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重具象直觉而不重推理分析的特质。
在《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经典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独特的批评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常以充满情感色彩的形容词对批评对象进行总体性概括。如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用“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等词对诗歌风格进行提炼，言简意赅而意蕴丰厚，一锤定音又捉摸不定，这是一种敏锐的审美直觉的诗意判断。
对批评对象进行形象化描述，常以山水日月、花草树木等自然景物，以及玉、镜等人文器物来比喻文学特色。比如，钟嵘在评范云、丘迟的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宋朝谢杭得评韩愈的文章：“有顿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扬，如层峰叠峦，如惊涛怒浪。”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言：“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这里，批评家用玄远自然、意趣盎然的形象来表现作家的个性风采、诗文风貌，以自然界和生活中美的事物所营造的意境来表达批评家的审美感受，并让读者在其中获得想象与回味。
把诗文生命化，如钱锺书说的“人化传统”。《文心雕龙·附会篇》中说：“夫才童学文，宜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颜氏家训·文章篇》中云：“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把文学与人视为异质同构的评价特色，与六朝时期文学评价与人物品评基本一致的时代风气有关，展现出一个审美自觉时代批评方式的勃勃生机。
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眼中，文学艺术是一种鲜活的生命存在，文学批评与其说是一种审美考察，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对话，批评家由此来把握批评对象的整体生命。在这种批评方式中，他们以自己的直觉、经验、想象参与批评对象审美世界的建构，他们既是美学世界的阐释者，也是美学世界的参与者。通过历代批评家的传承与发展，古典时代的文学批评传统得以形成。
（摘编自明飞龙《让传统文论焕发现代风采和时代活力》）
材料二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语言上的以少言多、极具暗示性的特质给文本带来极大阐释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翻译和阐释的难度。很多传统文论思想在西方诗学中找不到匹偶，因而在阐释中产生相互错位的意义切割或肤表不切的错误定位，又会导致海外读者对中国文论的误读，这是中国文论海外阐释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例如建基于中国文化内在的有机世界观之上的“比兴”观，强调事物和范畴本体间的关联性和融合性，是内在主体与外部世界、情与景的关联中主体的情志表达，其修辞结构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宇宙图式中的自然生成性和本然性，而根植于西方摹仿论基础上的主客二元对立先验思维模式，西方诗学中的修辞更强调其独特的认知功能，即是主体对外拓展新知的一种手段，具有人为性。海外汉学界将“比兴”的语义解释为隐喻、寓言或象征，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误读。此外，周英雄、高辛勇和戴为群等海外学者对“比”“兴”区分标准的讨论虽从形式分析入手，试图将中西文论观念相关联，却忽视了中西诗学内在哲学传统和诗学范式的根本差异。他们在将“比兴”与西方修辞手法等量齐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语言外壳的替换，而意义内涵却不相符的附会。因此，译释中一贯以西释中的求同思维，会遮蔽中国传统文论特有的异质性价值。
又如“定势”这一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及文化内核的理论范畴，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具有深刻意义的美学范畴。刘勰采用大量譬喻性、意象性的概念解释“定势”，使“定势”这一范畴符号本身承载起远超出其字面的抽象含义。“势”的独特性在于它能化解“理论”与“实践”两者间的对峙关系，并将执行的概念转变成一种随着正在运作的情势而发展的过程。“定势”之“势”蕴含“风格”和“趋势”这两层含义，而西方译者仅取“势”的风格（style）之意，就是从西方思想中动静对立的观点来诠释“势”的一个典型症候。这种依赖母语文化进行似是而非的比附，机械解读“势”意的行为，满足的不过是在其他文化中寻找回声的癖好而已，难以使这一美学范畴在跨文化语境中以正确的言述方式推展。
再如“情”的解读，受柏拉图迷狂说影响，西方表现理论家倾向于重视激情（passion），认为它是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很少有学者有过相关理论的论述，虽然我们认可“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但在非虚构诗学的基础上，中国文论中的“情”须以性情之真为前提。因此，葛瑞汉所言中国早期“情”义中含有“激情”成分，则属误读。可见，海外汉学家们并不认为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同中国作品间就有一种离间的、异己的关系，也不认为他们的分析不如中国人自己来得深刻。他们借鉴中国学者的观点，但立足点还是自己的感受。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感受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诗学传统的烙印。
（摘编自戴文静《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