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具有“情感理性”（“情理”）的特征。所谓情感理性，即以情感为出发点与价值标准的理性思维形式。自孔子开创儒学一脉，儒家伦理就以“仁”作为核心，并将“仁”奠基于血缘亲情之上，以朴素的孝、悌为“仁”的起点，以“心安”为这一基本价值的依据；又超越血缘情感，以“泛爱众”为终极目标，走向“爱人”，确立了儒家伦理的框架。基于人的情感而言“理”，成为儒家伦理的一种“基因”，影响深远。
一般认为，孔子的伦理思想围绕“礼”与“仁”的关系而展开。“礼”是系统化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贯穿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仁”，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人内心的“爱人”之情。孔子认为，只有以“仁”为基础，才能有“礼”的规范，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没有内心之仁，伦理秩序就失去了依据。
具体而言，“仁”或“仁爱”的第一步是血缘之爱，“爱”之情感是孔子言“仁”时的原初含义。《论语·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基也”，故杨伯峻先生将“本”解释为“基础”而不是“根本”，这一点非常重要。“孝”是“善事父母者”，“弟”是“善兄弟也”。人在世间首先面对的伦理关系即是如何对待血缘亲人，处理好这一伦理关系是一切道德行为的起点。以孝、悌为“仁”的基础，意味着这是道德行为的开始；若言孝、悌是“仁”的根本，则意味着最高目标的完成。显然，孝、悌只能是道德实践的起点。孔子以血缘之爱为仁爱的起点，除《论语》外，《中庸》中也载有孔子对仁的看法，即“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国语·晋语》亦曰“为仁者，爱亲之谓仁”。因此，孔子以爱亲为仁的基石是十分确定的。
那么，为什么子对父必是孝，弟对兄必是悌？为什么血缘之情如此重要，有着不言自明的价值？因为这是人自然而然的、本能的情感。对此，孔子虽然没有讲什么玄远、高深的道理，但质朴的理由，至今读来依然能打动人心。父母的养育之情，报之以子女的感恩之心，这种与生俱来的本真之爱、天然之情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唯有这样心才能“安”。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心安”如此重要，但这已是孔子给出的终极原因，是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后的价值认定。要全面把握“人”就要从情本体入手，而这恰恰是儒家哲学、儒家伦理的根基。
此外，孔子不只是看重血缘亲情，还尊重和肯定了人之常情、自然之情，这一点可从他对待《诗经》的态度中体会出来。他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思无邪”是指情感的自然流露和抒发，率性而纯真。比如《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咏唱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绵绵之情、相思之意是发自内心的爱，快乐而不放荡，哀伤而不痛苦，这样的情感是美好的。而《诗经》直抒胸臆、表达心声的特点，也是孔子所看重的。
孔子尊重人的情感，对儒家伦理来说意义深远。首先，孔子以血缘亲情为伦理的出发点，是儒家伦理的第一块基石，以后的儒家伦理思想无论如何发展，皆不离这一根基；其次，孔子强调仁爱，肯定先天的情感，为后世儒家“以情论性”定下了基调——情感是人性的内容，人性是情感的本质；再次，孔子看到了情感熏陶对于“成德”“成人”的重要意义。《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此言成德、成人之修养，不但需要礼的约束，还需要情感的熏陶，即“诗”与“乐”的作用。乐对于人之情感的感染、陶冶也是成为人格完善的君子所必不可少的。
对于孔子将儒家伦理奠基于“仁爱”，朱熹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从本质上说，“仁”是普遍意义的“爱”，心中固有的情。这种“仁爱”之义在不同语境中展现为多层次的内涵：仁是人心或人性的主要特征；仁作为不证自明的道德价值，是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仁爱之道的践行，则有了“仁之道”“仁之方”以及“仁之成”等意义。可以说，孔子使儒家伦理具有了“情理”特征。
（摘编自徐嘉《儒家伦理的情理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