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木结构是一绝，珍贵异常。木结构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斗拱、空间和屋架。
东大殿用的是高等级的七铺作斗拱，为全球现存唐代木建筑中的孤例。所谓铺作，是指构件一层一层往上垒。最底下的一层叫栌斗；上面垒两层，叫杪，杪是树梢的意思；再上面两层叫下昂或者英昂，落英缤纷的“英”。然后耍头在第六层，衬方头在第七层。数铺作有个小窍门，最简单的办法是数突出的部分，出两个头是杪，再出两个尖是昂，这是四层，然后再加三，即隐藏的第一、六、七层，就是七铺作。
宋代《营造法式》记载，出挑的斗拱从四铺作起，最高到八铺作。而八铺作斗拱在现存外檐铺作里未见。东大殿的“姊妹殿”，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建于8世纪，其斗拱是六铺作，缺少上面那一铺的下昂。
斗拱在古建筑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和转角铺作之分，而柱头与补间铺作的搭配则颇具时代感。比如清代太和殿斗拱很小，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清代叫作平身科）差别很小，排列密集，好像京剧里的龙套；再比如北宋少林初祖庵，补间铺作开始发达起来，和柱头铺作一起发挥作用，又有所不同，像是京剧《将相和》，两个角儿对唱；而东大殿柱头铺作是《定军山》，一个斗拱“挑大梁”。
木结构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空间。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大殿大门，原来唐朝时不在此处，而是在内槽柱那儿。虽然梁先生当时对门的位置有怀疑，但是没有下定论。唐代进了门之后持灯、持香炉或持法器绕佛就可以算是拜佛，所以不需要跪拜空间，但是后世拜佛方式变为跪拜，需要更多空间，因此门后来就外移了。学者找到了三个证据，证明门曾经被移动过。第一，门外的柱础是完整的一圈，很漂亮，唐代匠人不会舍得用门槛把它压上，由此可证柱础建成时是完全暴露的，原来这个地方没有门，没有门槛。第二，殿内内槽的柱子上，跟阑额交接的交点之下都有曾经开出卯口，后来又用木头填充的痕迹。后来的学者，陈明达、柴泽俊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真正通过科研来推测大门移动年代的，是我的师弟、更年轻的学者张荣，他们团队从卯口塞的木头里取了一点木材样本，做了碳14分析，发现这个木材大概是元代的，证明很大可能是元代移动了大门，成果发表在张荣的《佛光寺东大殿建置沿革研究》中，第三个明显的证据，大殿北侧一根乳栿底面有曾经砌过墙的痕迹，通过这个可以判断原来这里有墙，梁先生在文章《唐招提寺金堂与中国唐代的建筑》中对比了佛光寺东大殿和唐招提寺金堂，他说二者风格很像，不同之处在于“佛光寺正殿正面的墙壁门窗位置在前檐柱的一线上，前面没有廊；金堂的位置在前金柱的一线上，在前面留出一道通长的廊子，使它的正面的效果和佛光寺正殿有显著的不同”，但从后世学者的研究看，两个初建时都有廊子，因此二者是不折不扣的“姊妹殿”。
木结构第三个要点是屋架。东大殿的结构是立柱一层、铺作（斗拱）一层，加平闇（吊顶），平闇上面是草架（屋架）。
屋架的核心要点在于有一对斜叉手顶着脊椽。梁先生上去看到叉手以后非常惊喜，“如获至宝”。叉手在古文献里有记载，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有一句话是“芝栭櫕罗以戢孴，枝樘杈枒而斜据”，“枝樘杈枒”在《营造法式》明确记载：“枝樘，梁上交木也，杈枒，柱而斜据其间也。今俗谓之叉手”，就长成东大殿叉手这个样子。但是梁先生之前看过的古建筑，从辽代一直到明清，所有的叉手中间会加一个小柱子——蜀柱，梁、林突然看到一个没有蜀柱的结构，异常惊喜，一是作为年代的佐证，二是感觉佛光寺东大殿特别符合“结构理性”的要求。
梁思成、林徽因历来提倡“结构理性主义”，林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说：“建筑上的美，是不能脱离合理的，有机能的，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这句话基本可以用来概括结构理性主义的精神。和结构理性主义相对的，是手法主义，用手法实现视觉的效果。正是基于对结构理性的极致要求，梁先生用“虚伪”二字点评东大殿的两个构件，就是内槽柱上阑额上补间的位置出了两跳华拱，没有实际的结构作用，看头一跳的根部可以看出来，是挂在上面的，没有完整地穿过泥道，里面内槽部分就没了，梁先生说它“在结构上实为不可恕之虚伪部分”。不过梁先生在测绘图里也标注了它是“全殿唯一虚伪结构”，可见东大殿的结构理性还是深得梁先生赞赏的。其实它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跟对面有实际作用的华拱对称，从装饰上看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摘编自刘畅《穿越时间的距离，跟随梁思成、林徽因探寻中国古代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