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上的烟云
肖复兴
一个艺术家和他所创作的作品之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就像一朵蒲公英，不知会飘落何处，然后撒下种子，在某一时刻突然绽放，有的随风凋谢，有的却在岁月里沉淀下来，如同经久不化的琥珀。如果不是历史的风云际会，让刘开渠和成都有了彼此终生难忘的邂逅，在成都的历史，乃至在中国的雕塑史上，会出现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雕塑吗？
1939年，刘开渠为王铭章塑像。他知道，台儿庄决战前，在残酷却关键的滕县战斗中，就是王铭章带领官兵和日军血战几个昼夜，最后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和几千名川军一起全部阵亡。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在他刚从法国归国不久，他已经为八十八师阵亡将士塑造过铜像。
抗战期间的雕塑，与和平年代的截然不同，与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时的更不一样。不仅材料匮乏，而且还要面临日军飞机的轰炸。那时，刘开渠点起炉火，亲自翻砂铸铜，开始他每一天的工作。他为王铭章将军塑造的是一个军人骑着战马的形象，战马嘶鸣，前蹄高高扬起，将军紧握缰绳，威风凛凛，怒发冲冠。他能够听得到那战马随将军一起发出的震天的吼叫，能够看得到将军和战马身旁的战火纷飞，还有的，便是炉火带风燃烧的呼呼响声，头顶飞机的轰鸣声，炸弹凭空而降的呼啸声。为他做模特的一位川军年轻士兵和为他做饭的女厨娘，先后被炸死。这让他愈发激愤在胸，欲罢不能。他想起，刚刚从法国归来时，鲁迅对他说：“过去只做菩萨，现在该是轮到做人像了。”他现在做的就是人，是一个代表着他自己，也代表着全中国不屈服的同胞的顶天立地的人。
如今，站在新都桂湖公园里的王铭章将军的塑像前，不禁让我想起另一位文人郁达夫，当看到刘开渠为八十八师阵亡将士所塑的雕像后，他激动地说：“比起那些卖野人头的雕塑师的滑稽来，相差得实在太远，远得几乎不能以言语来形容。一个是有良心的艺术品，一个是骗小孩子们的糖菩萨。”他高度：评价刘开渠：“他的雕刻，完全是他的整个人格的再现；力量是充足的，线条是遒劲的，表情是苦闷的……疏疏落落的几笔之中，真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我不知道写于1935年初的这篇文章，是不是中国美术史上关于刘开渠雕塑的第一篇评论，只是心想，如果郁达夫看到了眼前的这尊王铭章将军的塑像，不知又该怎样的激动呢。
王铭章将军的巍峨塑像，一下子让成都雾霾沉沉的天空明亮了许多。和西方拥有城市雕塑的传统完全不同，我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的雕塑，一般只在皇家的墓地和花园里或庙宇里，马踏飞燕、昭陵六骏、菩萨观音弥勒罗汉，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刘开渠的这一尊塑像，是撒下的第一粒种子，不仅成为成都而且成为全国城市雕塑的发源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开渠并非只为成都立了这样一尊塑像。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刘开渠一生为成都做的城市塑像共有11尊，在这些雕像中，《无名英雄纪念碑》塑像最为有名。像高2米，底座3米，无名英雄为川军士兵的形象，雕像以川军幸存者——一个叫张朗轩的士兵为原型塑造，身穿短裤，脚踩草鞋，背挎大刀和斗笠，手持钢枪，俯身做冲锋状……
那天，我去瞻仰这尊无名英雄塑像，看见它身后的公园繁花似锦，身前的大街车水马龙，一览都市今日的喧嚣与繁华。塑像前挤满了停放的自行车，挤过去到那碑座前，看见上面刻有几行文字，大意为当年四川十五六人中就有一人上抗日前线，参军者共有三百多万，川军伤亡的将士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伤亡64万余人。看到这样的数字，再来看眼前的这尊塑像，似乎能够听到塑像的怦怦心跳，也能听见刘开渠的澎湃心音。
作为我国现代雕塑特别是城市雕塑的奠基人，刘开渠对成都的感情，让人感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李劼人故居开幕之前，成都派人进京找刘开渠，希望他能为李劼人塑像。看刘开渠垂垂老矣，再掂掂袋中不算丰厚的钱，生怕刘开渠婉辞。谁想刘开渠开口说道，没有问题，但我不能收一分钱。然后，他说起年轻时在法国留学期间的一件往事。当时，他和李劼人，还有成都籍的数学家魏时珍一起在那里求学。有一天，魏时珍病了，李劼人对魏时珍开玩笑说，你看你身体不好，到时候你病逝我为你写墓志铭。魏时珍不服气，与李劼人争辩起来，最后，刘开渠对他们两人说：我比你们两人年龄都小，还是最后由我来为你们塑像吧。如今，一语成谶，为李劼人塑像，便成了刘开渠义不容辞之事。
李劼人汉白玉的半身塑像，成为刘开渠对成都一生挥之不去的感情的最后见证。他在为成都雕塑，也在为自己雕塑。如今，他不在了，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他的雕塑还在。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