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后汉书·百官五》记载：“有秩，郡所署，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乡下有里，里设里正或里魁，掌一里百家，又称里父老。里父老由具有资产的人户充任，里之下按什伍组织居民，“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在乡、里之外设有亭，“亭有亭长，以禁盗贼”。
材料二：1978年以后，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开启了现代化建构的大门，政府职能开始由政治主导型向经济建设型转变。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提出在1984年底以前各地都要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村民自治与城市居民自治得到一定发展，但总体还处于“社会管控”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流动人口增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提出“要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治理主体仍然是政府。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由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承受着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重压力的冲击与挑战，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纵深推进。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