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梁启超无疑是受到孟德斯鸠、黑格尔及达尔文等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他在多篇论述中指出“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但他同时认为“谓物质的环境具万能力”仅“含有一部分真理”，“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妗力改造环境，而非偶然悉听环境所宰制”。
——摘编自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等
材料二：二战后，为了批判法西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学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指出“地理环境可以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或‘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即人们生存所必须的谋得方式”；“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自然地理）现象，决不能成为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社会制度）现象的主要原因”。
——据《斯大林文选》上卷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