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出生在战乱年代，1930年的北平。“隆”字辈，于是被起名“隆平”。父亲是国民政府铁路局官员，他从小便与父母、兄弟颠沛流离：北平、江西、湖南、重庆。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做老师。他没有政治身份，家庭历史又“成分”不佳，偏居乡下小城，多的是土地，少的是机遇。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袁隆平意识到这是让自己发挥长处的机会，他带领学生科研小组做试验，希望能研究出一种高产的作物。当时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在中国流行，袁隆平就尝试无性嫁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无性杂交不能改变植物的遗传性。1960年全国大饥荒，填肚子只能用双蒸法（米饭蒸两次，看起来更多）。袁隆平曾在路边、桥底、田埂上看见5具饿死的尸体，走出校门就是狼藉一片。湖南农民对他说“施肥不如勤换种”，他就开始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研究育种，最后在茫茫稻田中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水稻，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杂交水稻研究。整个60年代，他经历过“文革”的动荡、海南的烈日、云南的地震，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不断实验，寻找最佳的雄蕊败育野生稻。1970年，他的助手李必湖在沼泽里发现了一株完美的雄性不育野稻，40岁的袁隆平惊喜发现这就是他寻找10年之久的目标，并为它起名“野败”。野生败育的稻子成了成功的先锋。“野败”成为杂交稻的第一个母本，从此杂交水稻登上了中国农业舞台的中心。到今天，那一株幸运之稻，已经演化为覆盖全国农田近60%的后代。
“野败”之后，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在1970年的湖南省农业科技大会上将袁隆平请上主席台，他说：“一些人囿于认识的局限和世俗的眼光，对袁隆平这样一个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及其杂交水稻研究，还抱有种种成见，袁隆平面临着仅仅靠他们自身努力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了几万株“野败”；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提出在南方13个省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的决定；第二年多事之秋的中国在粮食上却迎来了大丰收——这一年全国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在20%以上。跨入80年代，杂交水稻迎来了最辉煌的10年，袁隆平在1981年菲律宾召开的国际水稻研究科研会议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96年，在成功突破“两系法”后，袁隆平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4年后，他的稻种已经能在每亩土地上收获700公斤的粮食，轰动世界。2006年，在袁隆平提出超级稻后的第十年，联合国停止对华的粮食援助，标志着中国26年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
“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是什么支撑着你？”记者问。他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这便是科学家的本心，他们天然对获得答案有着强烈渴望。为了这种渴望，袁隆平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儿子的成长，70年代里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的时候。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在中年时代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踏上了前往田野的道路。
科学家、富豪，袁隆平对这些称呼都不太满意，他喜欢说自己是“种田人”。为了那亩田，他其实愿意放弃很多东西。80年代他最盛名时，湖南省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
他说：“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