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先秦至西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尚书》《国语》《春秋》等著作对此都有一些零星记载，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则是《史记》。《史记》是先秦以来中国历史记载的集大成著作，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发展、融合的历程。同时，《史记》还展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崇尚德义等民族精神。
坚韧不拔。建功立业是艰难曲折的，也正唯其难，才更显示出奋斗者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更具有生命的价值。《屈原列传》中，屈原为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与党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甚至被赶出朝廷后，仍在不断追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种追求的真实写照。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许多“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伍子胥报仇，名垂后世；勾践卧薪尝胆，称霸天下；范雎逃难，历尽艰险，终于权重秦国。这些人物给《史记》增添了生命力量，千载而下，仍使人激动不已。
革故鼎新。当旧的生存环境已经老化，没有生机时，一些有志之士，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较为清醒的人物，极力想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或改革，或革命，以改变或摧毁现实、建立新的生存环境为目标。改革，意味着改变传统，尤其是当改革触动了贵族利益时，往往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时，先以雄辩和果敢打消了秦孝公的疑虑，然后又与甘龙、杜挚等保守势力进行斗争，终于使秦国获得新生。后来，保守势力又一次抬头，商鞅被车裂，成为悲剧人物。如果说改革只是对现实进行轻微改造的话，那么，革命则是激烈的改造现实的方式。《史记》所载的汤伐桀、武王伐纣，乃是改朝换代。一个王朝因为政治敝坏而走向覆灭，但同时又意味着另一个受民众欢迎的王朝的新生。与改朝换代相关联的是起义。也正由于这些起义，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勇于革命的精神。尽管起义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最终给后人的，却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
忧国爱国。当社会处于分裂、动荡之时，忧患意识会成为时代风尚，大批有志之士，为国家的统一、安定而忧虑。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与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分不开的，尽管各家学说不完全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就是如何结束战乱、统一天下。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有这些思想家的自我形象，透过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忧患意识。《史记》对这些思想家的忧患意识也有表现。在天下一统、新王朝刚刚建立之时，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也往往产生忧患意识，因而也会有共同的时代课题。如西汉初年，围绕如何巩固政权问题，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忧患意识的人物，《史记》中记载的陆贾、贾谊、邹阳等，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忧患，甚至在盛世也会出现“危言”。贾谊生活在“文景之治”的盛世，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发出振聋发聩的忧世之言，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与爱国精神紧密相连的。忧国，正是为了爱国。在中国古代，爱国精神往往与忠君连在一起，但它已作为我们的民族心理，深深地积淀下来。《史记》中，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奋不顾身地维护国家尊严，在国内不愿与廉颇争功，而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霍去病为国家忘自家，克己奉公；卜式输财助边，济国家之困；李广反击匈奴，保家卫国……这些人都体现了爱国精神。
崇尚德义。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许多国君德厚仁爱，受到民众拥护爱戴，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等，被人称为仁爱之君；而暴虐如桀纣的国君，则被民众推翻。当然，在《史记》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伯夷、叔齐不愿食周粟而饿死；屈原为保持高洁人格而沉江自杀；《赵世家》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公孙杵臼、程婴等义士，为保护赵氏孤儿而牺牲自己，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摘编自张新科《<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
材料二：如何评价《史记》？最有名的是鲁迅先生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以为，还可以补充一句话：“治国之宝典。”“治国之宝典”，指《史记》为后王立法。简括地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
先说国家建构。《史记》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多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何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变革，自强不息。“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用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间社会的发展。国家施政要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移风易俗，赵国近于称霸，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除秦旧制，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超级强国。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帝王，惩恶劝善。
（摘编自张大可《<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