甥舅俩
李春雷
一千多年前的那天，曾巩三岁，王安石刚满周岁。
彼时，他们还是婴幼儿。几十年后，他们出类拔萃，都成为时代的人杰。一千多年后，大浪淘沙，他们更是成了历史的巨人。
来到抚州，必须拜谒王安石和曾巩。
大师巨匠总是比肩携手。比如宋六大家，四川三人是父子，江西三人则是师生。而两位学生辈的王安石与曾巩，不仅是同乡，是朋友，还是甥舅。
他们不仅是亲戚，更是好朋友。
两家是世交，曾父与王父是同学。王安石得遇欧阳修并受到赏识，缘于曾巩的介绍。而王安石对曾巩的文章，更是倍加推崇，其祖母、父亲、母亲、岳父去世后，皆由曾巩撰写墓志铭。
虽是好朋友，追求与风格，却完全不同。
政治上，王安石胸怀天下，锐意变法，敢吃螃蟹，敢闯禁区，大刀阔斧，舍我其谁；曾巩则属于保守派，身处基层，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一个标准的勤吏。
文学上，也如此。
王安石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强调文学的现实功能：“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其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笔如刀锋、字字点穴。最著名的《读孟尝君传》，不足百字，却否定了历朝观点，实属千秋名篇。
曾巩的文风集司马迁，韩愈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开阔、承转、起伏、回环皆有法度。其代表作有《墨池记》《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
对于对方，两人都有着透彻的认识。
王安石比曾巩小两岁，走上仕途却早十几年，政治经验更丰富，观人识才最老辣。他虽然称赏曾文，却又看到了其弱点，遂在早年的赠诗中明言：“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这两句，简直就是对曾巩人生的预言和定位；不适合官场，却可以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文学家。
而曾巩，在宋神宗召见时，询问王安石的缺点，曾巩直言“吝”，即执拗、小气之意。这个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后来，人们戏称王安石为“拗相公”，正是“吝”的另解。
他们根本上相同又相通，都是君子。
两人虽是亲戚加朋友，但王安石身为宰执，从未提携曾巩，曾巩身为下属，并未攀附王安石。他们坚持各自的政见，互不妥协。政见不睦，徒说无益，那就不见面、不争吵。许多年里，他们甚至中断了联系，但是从未互相攻击，只是保持沉默。
沉默中，沿着自己的路径，走向各自的高峰。
王安石，委实是一个千年不遇的天才。一介文人，却又通透政治，并主导了中国历史上继商鞅之后的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虽然失败，却为中国政治文明留下了巨大财富。而曾巩在仕途清淡的同时，于文学上追求更高，揣摩玩味，在文本上做到了极致。
他俩和老师欧阳修以及文友三苏一起，高擎古文运动的大旗，提倡散文，反对骈文，力抵萎靡文风，坚持文以明道，使中国散文正本清源、蔚为大观，从而改变了文学史。
就这样，烟云散尽、落日辉煌时，他们又走到了一起。
元丰六年春，曾巩扶母亲灵柩乘船南归，王安石特意迎到江边吊唁。此时，曾巩已病重，到达江宁后便卧床不起。那段日子里，王安石常常探望，执手倾谈。两位老亲戚老朋友，相好如初，就像少年时那样。
不久之后，二人相继谢世。
不要以为去世，一切就结束了。
他们又同样被历史误会。
从南宋至元明清，王安石变法基本被否定，他甚至被视为奸臣。按照传统评价，变法有“急政”或“苛政”之嫌，引起激烈“党争”，导致北宋亡国。有人在评判两宋时，将王安石与秦桧并列：“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转机出现在近代。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开始重新认识王安石。从此，对他的肯定评价才成为主流。
史学家称，王安石变法，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才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由此，王安石被称为“千古一相”。
而曾巩，他的文章最初并没有被格外重视，直到明初，文坛才开始将其列入“唐宋八大家”，但排名最后。进入清代，最富影响的桐城派作家群，更注重“义法”，遂将曾文奉为楷模。康熙年间出版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共选录文章316篇，唯一入选超过百篇的作家就是曾巩，计128篇，数量远超其他七人。
经过几百年时光的淘洗，这甥舅俩，都成为历史甄定的巨人。
在他们去世九百多年后，我来到抚州，瞻仰先贤。
那一天，武夷余脉群峰青翠，天上白云悠悠，阳光雪亮，清风香甜，令人想到徐徐流动的历史。
眼前的世界，热烈而生动，似一片澎湃的海洋，如一台无终的大剧，更像一株苍翠的大树，春夏秋冬，青青黄黄。每个人，都是一片树叶或一枚小果，暂时栖居在这株屹立于洪荒的大树上，蓬勃着，摇曳着，梦想着，成熟着。
日月无语，天地有心。
唯有时间，是宇宙间沉默的、永恒的帝王。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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