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连
——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
邱东平
我们是……第七连。我是本连的连长。
我们原是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的学生，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要算是“八·一三”战事爆发前被派出的第一批。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我这一去是并不预备回来的。
我的任儿在广州华夏中学读书，临行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黑皮的图囊。他说：“这图囊去的时候是装地图，文件。回来的时候装什么呢？我要你装三件东西；敌人的骨头，故人的旗子，敌人的机关枪的零件。"
我觉得好笑。我想，到了什么时侯，这个图囊就要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它也许给抛在小河边或田野上……一种不必要的情感牵累着我，我除了明白自己这时候必须战斗之外，对于战斗的恐怖有着非常复杂的想象。这使我觉得惊异，我渐渐怀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同学中最肥怯的一个。我是否能够在火线上作起战来呢？我时时对自己这样考验着。
排长陈伟英，那久经战阵的广东人告诉我：“恐怖是在想象中才有的，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里想象的完全两样。一旦身历其境，所谓思怖者都不是原来的想象中所有，恐怖变成没有恐怖。”
二十日以后，我们开始没有饭吃了。我不会觉得肚饿，我只反问自己，到底成不成为一个战斗员，当不当得起一个连长，能不能达成战斗的任务？
任务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我不懂得怎样是勇敢，怎样是懦怯，我只记得任务，除了任务，一切都与我无关。
二十四日正午，我们的第一线宣告全灭，炮火继续着掩没了第二线。我们是第三线，眼看着六百米外的第二线在敌人的猛烈的炮火下崩陷下来。敌人的炮兵的射击是惊人的准确，炮弹像一群附有性灵的，活动的魔鬼，紧紧地，毫不放松地在我们的溃兵的背后尾随着，追逐着。丢开了武器，带着满身的鲜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疯狂的狼似的在浓黑的火烟中流窜着。恐怖就在这时候到临了我的身上，这之后，我再也见不到恐怖。我命令弟兄们把所有结集在我们阵地上的溃兵全都赶走，把我们的阵地弄得整肃，干净，以等待战斗的来临。
大约过了三个钟头的样子，我们的阵地巴经从这纷乱可怖的情景中救出了。我们阵地前后左右的溃兵都撤退完了，而正式的战斗竞使我的灵魂由惶急而渐趋安静。
我计算着这难以挨煞的时间，我预想着当猛烈的炮火停止之后，敌人的步兵将依据怎样的姿态出现。
炮火终于停止了。
第二天，从上午八点起，敌人对我们开始了正面的总攻。这次总攻的炮火的猛烈是空前的，我们伏在漆沟里，咬紧着牙关，忍熬这不能抵御的炮火的重压。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地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
“与阵地共存亡”。我很冷静，我刻刻地防备着，恐怕会上这句话的当。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错误，中国军的将官最喜欢说这句话，我本来很了解这句话的种圣的意义，但我还是恐怕自己会受这句话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而对于阵地的据守，却是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
我这时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衰切地盼望在敌人的无敌的炮火之下，我们的弟兄还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数，而我自己，第七连的灵魂，必须还是活的，我必频亲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鲜丽的画景；我们中华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丽的画景。
但敌人的猛烈的炮火已击溃了右侧方的友军的阵地。
我们出击了，我们，伶仃地剩下了的能够动员的二十五个，像发疯了似的晕朦地、懵懂地在炮火的浓黑的烟幕中寻觅着，我清楚地瞧见，隔着一条小河，和我们相距约二十米的地方，有一大队的故人像湖水似的向着我们右侧被冲破了的缺口滴进。
我立刻一个人冲到我们阵地的右端，这里有一架重机关枪，叫这重机关枪立即快放。这重机关枪客备地响了五发左右就不再继续——坏了。
右侧方的阵地是无望了，我决定把我们的阵地当作一个据点扼守下去，因此我在万分的危殆中开始整顿我们的残破的阵容。而我们左侧方的友军，却误会我们的阵地巴经被敌人占领，用密集的火力对我们的背后射击。为了要联络左侧方的友军，我自己不能不从阵地的右端向左端移动。
我开始在破烂不堪的阵地上向左跃进，第二次明刚抬起头来，一颗炮弹就落在我的身边。我只听见头上的钢帽响了一声，接着晕沉了约英十五分钟之久。
我伤在左颈，左手和左眼皮，鲜红的血把半边的军服淋得透温。当我离开那险恶的阵地的时候，我猛然记起了两件事。
第一，我曾经叫我的勤务兵在阵地上拾枪，我看他已拾了一大堆枪，他退下来没有呢？那一大堆的枪呢？
第二，我的黑皮图囊，我在壕淘里曾经用它来垫坐，后来丢在壕沟里。记得特务长问我：“连长，这皮袋要不要呢？”
我看他似乎有“如果不要，我就拿走”的意思，觉得那图棠可爱起来，重新把它背在身上。不错，现在这图囊还在我的身边。
一九三七年，十二，二十一，汉口(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