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虽然包括联合国在内，多方力量为了实现和平而努力，但效果有限。
为了和平，人类有多努力？近代各种看似相互对立的学说、理论，往往将战争描述成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解决大小政治矛盾、利益纷争的终极途径，如德国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战争论》（Vom Kriege）就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主张“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等主张“总体战”（total war），认为应动员所有能够运用的资源，竭力摧毁对手参与战争的能力，为获得胜利可以不择手段。正是这些思潮和实践，让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战祸连绵不绝，并在短时间内爆发了两次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让各国开始凝聚起越来越强大的、谋求永远中止战争的“终极和平”共识。在这一共识基础上，人们开始摸索五花八门的、建立永久和平的途径和机制。
约束性条约和由约束性条约确保的限制军备扩张机制。最典型的是一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自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TBT）至2017年《禁止核武器条约》达到高峰的一系列军控、尤其核军控条约，国际社会希望通过条约和缔约国间相互平衡、制衡，达到约束军备规模、减少战争危险的目的。
权威性国际组织。一战后期，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建立“国联”，试图借国际联盟谋求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纷争，而建立在二战反法西斯联盟胜利基础上的联合国，则将“借助权威性国际组织约束全球战争”的实践贯彻到极致。
消灭战争策源地。对于这一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和实践：第一种以一战后期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为代表，主张“彻底消灭战争责任国的战争能力”，协约国正是在这一理论主导下，才会在一战结束后肢解奥匈帝国、差一点瓜分土耳其，并将德国逼入窘境；第二种即英国战略家富勒所谓“被打倒的敌人要亲手扶起来”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主动参与战败者的战后重建，才能消弭仇恨和战争隐患，建立持久和平。二战后针对德、意、日轴心国的“有限清算”，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在“避免重蹈一战后覆辙”的堂皇借口下发生的。
“恐怖平衡”。希望超级大国间基于“确保相互摧毁”，在担心发动全面战争会导致众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的前提下建立起这种“不敢发动热战”的“冷和平”机制，这一“恐怖平衡”在1923年《华盛顿海军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限制英、美、日、法、意五大国海军扩张中小试牛刀，在二战后的冷战、后冷战时期的“核平衡”时代，更进而成为确保全球“非热战”，至少维持“冷和平”的重要前提。
建立“利益共同体”。这是最新颖、最时尚的谋求“终极止战”理论，认为通过促进和推动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让各国间建立更多共同利益，这样一来，各国决策者和社会各界就会因为不愿破坏和丧失这些一旦开战就将遭到重大冲击的共同利益和纽带，而竭力避免战争、维护和平。
二战后，国际社会既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又支持和参与了战败国的战后重建和复兴，避免了这些国家基于仇恨而再度成为战争策源地；二战后，一方面大国间的“核威慑”相继成形，另一方面自冷战时期开始，一系列军控尤其核军控条约、机制相继出台，“核平衡”不但令二战结束至今全球再未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也迫使大国间因忌惮“核冬天”而不敢轻易言战。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氛围下，地球在二战后迎来半个多世纪无世界大战的“大和平”，这让许多人相信，人类终于摆脱了战争的宿命，战争的阴影已经远离，而乌克兰危机的全面升级让许多人如梦方醒。
笼罩在人类头顶、本以为远去的战争阴云，何以挥之不去？首先，二战后的国际力量平衡仍是基于“大国根据实力对比瓜分话语权”的强权逻辑，而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一超”独霸格局上的，这“一霸”将“永远的世界领导者”当成自身“天赋宿命”，没落的昔日超级大国不甘沉沦、跃跃欲试的地区强权不愿久受压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现有的、由“一超”垄断规则话语权的局面产生不满，而“一超”又不愿自己的“天赋宿命”丧失......这一切都在悄然堆积着矛盾、怨念和仇恨基因，一旦突破临界，就可能迸发出大规模战争的火星。其次，工业化国家的“滞胀”和新兴国家的异军突起，让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理论、实践甚嚣尘上，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疫情及其应对措施，又进一步切割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纽带，这一切都意味着和平基因的悄然淡化和战争危险的骤然上升。第三，伴随“反全球化”“反利益共同体”应运而生的，是各国民粹主义情绪的上升，“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用武器的批判置换批判的武器”的冲动，尤其是这种论调和实践在选举社会和非选举社会“多快好省”的调动人气、集聚支持率和压制异议功效，让一些决策者在各怀目的支持者的推动下，一步步接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
尽管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等机制较诸破产的国联更公平、更高效，但仍然保留了相当多旧时代痕迹，大国或“大国的朋友”在联合国机制下很难“循规蹈矩”讨回公道，不同阵营间的相互对立和同一阵营内的互相护短，则让是非也未必总是那么分明。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仍能轻易找到用大规模战争达到目的、却可绕开机制制约和惩罚的途径，而联合国对热点地区战争威胁的控制，则常常因大国间的相互“使绊子”大打折扣，甚至形同虚设。除了相信全世界热爱和平的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相信自然和社会规律，永远摆脱战争宿命的希望，应该寄托在人类社会进步的纠错机制上：正是基于对一战爆发的纠错，战后各国才会不遗余力地摸索各种“止战之道”；也正是惩于一战后止战机制的失败，二战后才诞生了更完善、更有效，一度让人们产生“战争已远离”感觉的新机制。
应该可以相信，在猛然发觉大规模战争其实可能近在眼前后，痛定思痛的人们会启动新的纠错机制，建立起更有效、更完善的避战、止战的机制。
（节选自陶短房《我们为何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