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个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各项制度的建设，科举制度便是突出的一例。科举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诸朝，推行时间长达1300年之久，其选官功能经久而未衰，是中国古代最有效的选官制度。回顾科举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以下特点。
科举是通过设科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涉及诸多方面、诸多环节。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注重制度建设的全面性，以确保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如对考试科目的设置、考生资格的确定、考官的选任、考场的管理、阅卷的程序、主管部门的确定等，都做了详细规定。科举制度自创建以来，不断在改进、完善之中。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建设在1300年间从未间断，即使在废除科举前，清廷为改革考试科目，还特开经济特科，以破格求才。在科举制度的建设中，历代对公平取士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科举制度的发展，也是其本身不断规范化的过程。唐玄宗时，科举主管部门由吏部改为礼部，标志着科举考试机构完全从官员铨选机构中脱离出来，取得相对的独立性，这是科举制度向规范化发展迈进的重要一步。历经宋元，自明代始，科举制度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各级考试的规范化，这也是科举制度成熟的标志。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过各种情况，如朝代更迭的动荡，王朝的对峙，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等，但它始终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科举制度不但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形成诸多适应性的特点。例如，元、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在科举制度的建设上体现了浓厚的民族特色。
（摘编自李世愉、贺晓燕《从制度建设看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科举功名又称为“出身”或“科名”，是指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取的特定身份和资格。获此者，可由此走向或走上仕进之路，享受相应待遇。科举功名也就自然成为唐以后历代政权选拔人才特别是凝聚和稳定社会最为得力的工具，且这些功能随着科举功名体系的日趋完备而不断强化。
首先，科举功名的影响和吸引力不断提高。科举功名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科举成为当时社会公认的“至公之典”，其所具备的客观公正性和所有男性良民都可报考的开放性，使天下士子都对由此实现自身价值及家族地位的上升充满希望，都持续加强了科举对天下士子的吸引力。其次，科举功名体系的不断变化，既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又体现出明显的合理性。其中，科举功名由唐代的“平行多元”发展为宋元的“一体多层”，提高了进士的尊贵度及其“综合素质”的适用性。明清功名层级的显著增多，不仅进一步提高了进士的选拔质量和更好满足了选官对不同层级人才的需要，而且还为低级功名的士子通过逐级考试不断提高功名层次提供了制度保证，由此大大提升了其活力、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再次，科举功名凝聚社会、巩固统治的功能不断增强。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故统治者必须处理好落第士子的问题。宋代设立“特奏名进士”，明清举人、监生、生员都成为固定功名，就是统治者不断扩大对落第者优抚政策的结果。
（摘编自郭培贵《科举功名制度的变迁及其政治和社会功能》）
材料三：
隋唐盛世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制度创新，科举制度创建直接推动了贵族官僚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转变。隋唐科举制相较汉魏察举制，在选举内容、公平和方式等方面都有质的变化。
一是选举内容实现了察举重“德行”向科举考“才能”的变化。察举制的核心是由州郡长官、中正等考察士人的“德行”，“以德取人”，辅之以中央“经学”考试。由于“德行”很难考察，“才能”则可以通过考试定等，有利于公平选才，创建科举制就成了人才选拔的必然选择。科举制分科考举子的“才能”，“以文取士”，兼及“时舆”即社会评价。“舍德行而趋文艺”，反映了唐代科举考试、吏部铨选的突出特点。二是逐步建立了考试“至公”的取人制度。唐代进士科三百年取士基本做到了“喻之明镜，喻之平衡，未尝不以至公为之主”。唐代科举制开创的考试“至公”原则，成为后世科举考试追求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出身决定命运的社会痼疾。三是科举考试科目多样，以选拔各类人才。唐代科举科目多样，大致可分为文举、武举两大类。文举又可分为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有近三百个科目，还有献书、献策授官等取人之法。
科举制的创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制度创新，使得唐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获得发展，显示了制度创新、选贤用能的重要性，从而奠定了中国后世选官制度和文化传统，其中的经验与智慧具有重要历史启示意义。
（摘编自金滢坤《科举制度创建对选官制度变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