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郑治文《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材料二:中世纪神学家中,托马斯·阿奎那是对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各种著作研究最深、运用最多的人。他认为科学依赖于质料,只有神学,其研究对象可以离开物质而存在,是永远不在质料之中的东西。低级学科以追求高级学科为目的,而最高的目的是神学,因而科学要服从神学,神学理论高于其他科学。……所有这些不仅揭示了基督教在人生问题上丰富的辩证法和深刻的哲理性,而且赋予这一宗教本身强烈的伦理化色彩。
——摘编自吴式颖等《外国教育史教程》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教育的工农化和大众化,注重对工农大众进行政治、文化和技术的教育,把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新中国教育的重要任务。……党制定的教育方针坚定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体现了教育为工农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是顺应时代需要而制定的。这些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教育事业废旧立新的发展,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教育方针确立的历史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