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唐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崭新阶段，使中国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东亚的范围而开始走向世界。此后在汉唐一千余年中，中国的外交触角西向伸入了中亚、西亚诸国乃至非洲和欧洲；东向及于三韩、日本等国；南向及于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和南亚诸国。正是在汉唐时期才奠定了中国古代与外国的基本外交格局。
——黎虎《汉唐外交与外交制度论略》
材料二：“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要抛弃我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即‘孤立’政策。……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种趋势，即各大国都在形成联盟，不断增加其海陆军备。另外，现在的战争常常会突然爆发，这是前所未闻的。因此，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如果还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愿意接受……避免与外国同盟的政策，那么我认为这个国家太自满了。”从这篇讲话中可以看出，《英日同盟条约》是当时外交部的大政方针之一，其目的是使英国摆脱孤立的地位。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英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协约》。第三步是《英国与俄罗斯帝国协约》。考虑到当时英国面临的危险，必须承认英国外交的深谋远虑。
——[英]罗伯特·莫厄特《欧洲外交史1815——1914》
材料三：此次沙（沙特）伊（伊朗）在北京的对话并达成协议。为双方后续合作打下坚实基础，翻开沙伊关系新的一页。为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树立了典范，有利于地区国家摆脱外部干涉，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沙伊双方再次强调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和祝贺。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沙、伊三方联合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