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于是“设青苗以夺富民之利”、“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本意欲以摧抑兼并，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祸，则民何诉焉?而盗一臣之因缘以自肥，又无论也。故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岁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良以此也。
——改编自梁启超《王安石传》等
材料二：伴随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嘉靖初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形成了主币，并以赋役改革的形式迅速扩张，进入国家财政的层面。《会计录》显现出明代财政从实物折银到征银的曲折反复过程，这无疑已将原有的以实物为主的财政结构破坏殆尽，使得国家财政状况异常的混乱无序。财政危机表明，对于原有财政体系需要一个改革与重组。张居正改革正是应对这样的挑战与危机而出现的，是在白银通货的盛行中应运而生的。
——万明《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
材料三：1997年初，江泽民在十五大文件起草组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谈了自己关于股份制和公有制的看法。他指出，不能笼统地把股份制归结为私有或公有。他向与会人员强调：第一，股份制是一种现代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或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第二，股份制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或资本运作的效率和竞争水平；第三，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石建国《国企改革——江泽民探索社会主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微观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