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识。《诗经》讴歌上古时代人民的真挚、善良、美丽、勤劳、勇敢。于古代一直被奉为弘扬真善美的经典。孔子首开诗教理论，思无邪；《诗序》以礼说诗，褒贬美刺，推重君王后妃之德；朱子提出“养心劝惩”之说，注重《诗》对个人之内在陶冶。传统诗经学推重道德之义、王化之教，将《诗经》作为国家教育的校本。鸦片战争以后经学失尊，传统诗经学的重德教化传统被抛弃。近年来，学界开始重新认识《诗经》厚重的道德价值。正是《诗经》的道德教化作用，奠定了中国乃至东亚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基础。实际上，我们进行当代精神文明教育，三百篇中都可以找到针对性的篇章。如控诉分配不均和劳逸不均，反对暴虐损民，讽喻政治人物贪腐，揭露婚姻中的始乱终弃，宣扬孝亲敬老，提倡友爱和平，即使是其中众多的爱情婚姻诗篇，对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树立正确恋爱观和婚姻观，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
《诗经》的伦理性，体现在创作初衷、内容、情感表达等方面。其一，西周制定礼乐制度，《诗》是当时乐教的一部分，在制定之初就具备明确的德育目的。其二，《诗》的来源有采诗、献诗之说。采诗的目的之一是使天子观风俗、察民心。献诗是公卿本人所作或采于民间，献于天子，诗作内容一般是颂美和讽谏。采诗与献诗体现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双向道德教化功能。能够进入采诗、献诗流程的诗，必然蕴含大量的道德内容。其三，从情感表达来看，《诗经》“言志”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点，情感表达无不笼罩在浓厚的伦理氛围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邪”即周王朝所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对立面，“无邪”即诗歌内容尽合于周礼。
《诗经》产生之后，以乐教或昌明义理的形式，启发人的善念。美深化了道德的情感基础，对善具有奠基和先发作用，因此可以作为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诗》使人在美的熏陶中乐此不疲地感发善念、通晓义理，从感情与理性出发，立德成善、和睦天下。因此，《诗》教既是美育，又是德育。
诗教熏陶、塑造了古代的君子人格，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品格。《诗经》培养的个体，合于礼法、温和稳健、进退得宜。受《诗经》陶冶的社会，文而不弱、武而不暴、团结奋发、仁爱和睦。《诗经》对德操的陶冶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但一旦对人的心灵世界产生影响，便可化为持久的人格魅力和稳定的国家风貌。
（摘编自李营营《〈诗经〉的伦理性》）
材料二：
李山说，我们解读《诗经》的时候不是采取的观点越古越好，古人有很多看法，但由于历史局限性，其观点未必都是对的，今天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免走偏。例如《关雎》，汉代人在解释的时候认为是讽谏周康王的，但是后人在读的时候觉得全诗没有提到周康王，因此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宋代学者在解释的时候认为这就是一首爱情诗，写的是“一个男孩碰到一个采荇菜的女孩，然后悄悄地爱上了她”，但李山教授认为，“理解诗歌，不能只看里边出现了男子和女子，就断定是爱情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首先，爱情诗常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而不是本诗这样的第三人称；其次，钟、鼓、琴、瑟，是高级贵族家里才可使用的乐器。“它是一个典礼的歌唱，淑女与君子成为好配偶，是在典礼中完成的”。
为什么婚姻这么重要呢？重要到需要在婚姻亲迎典礼上敲钟、打鼓、唱歌呢？李山教授指出，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周朝为了巩固政权，同姓不婚，而是王室的女儿、诸侯的女儿嫁到外姓中。也就是说，“人伦从婚姻关系的缔结开始”，这是中国人的逻辑，说明了家庭的重要性，所以说“《关雎》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国逻辑之下的一个作品，这是它的文化品性”。
李山认为，《诗经》是擅打比方的，打比方是文学家的基本修养。例如“麻衣如雪”，形容白色的衣服像雪一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形容修身的。《诗经》中有很多重复的句子，例如“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岁兮”，李山说，唐诗是从《诗经》发展而来的，《诗经》表达的是群体情感，唐诗表达的是个人情感；《诗经》是用来唱的，唱当然会重复，这和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有关，唐诗是不会有的。
“今天怎么读《诗经》？”李山认为，读《诗经》要把文化读法和文学读法相结合，了解一部经典，首先要知道这部经典产生的时代是否够宽阔够丰富，其次要知道这部经典是否为后续的文化创作发挥了作用，这不仅是在了解一部作品，也是在了解自己的精神历程。例如《伐檀》是反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在读《诗经》时应该读到的，也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把留存在文化中的活泼的民族生机转化成大家能看懂的语言，是学者应该做到的。
（摘编自陈雪《让〈诗经〉照进现代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