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梁启超主张改变那种仅从旧史记载中搜寻史料的习惯，打破正史修史过程中对史料的搜寻劣习，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则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钧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于枉施也。”“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文字记载以外者，又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史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治学者应该将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和文字记录的史料二者结合使用，不可偏废。
——摘编自周妤、王梅兰《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材料二：李大钊提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历史理论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归纳出来的。史学家必须“下一番功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通过考证而获得的事实，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现，始能比较得明确。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必于特殊事实的研究、有充分的准备始能构成。史实收集得不充分，考订得不确实，整理得不全面，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形成、发展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沙健孙《李大钊史学思想述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