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宋朝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科举时代。首先，不论家世背景、标榜公平考试、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度变成了帝国选拔官员的主流途径。较之于唐朝，科举的录取规模在宋代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其次，科举开辟了一条向上的社会流动通道，个人可以通过读书应举获取功名，提升家族地位。再次，高度开放的科举就像如今的高考一样，具有全民色彩。一定年龄段之内，所有中等以上家境的男子几乎全部投入科举。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读书人群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他们构成了帝国更广阔的政治统治基础。儒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域和更广大的人群中，文化中国的同一性得到了增强。最后，从宋代起，科举不仅选拔官员，巩固政权，而且渗透性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才说中国由此进入科举时代。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二：1941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制定施行《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明确边区民政厅组织3人以上的考绩委员会进行干部考核，分级进行，每年一次。边区政府明确了干部任用的四条标准，即“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关心群众利益；积极负责、廉洁奉公”。边区公务员考核实行赋分制，考核时特别强调，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在扎实有效的干部考核作用下，延安时期“公务员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他们“只是群众中间的先进分子，以自己的艰苦精神及模范作风影响推动群众”。
——摘编自康小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考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