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建筑之始，本无所谓一定形式，更无所谓派别。所谓某系或某派建筑，其先盖完全由于当时彼地的人情风俗、政治情况之情形，气候及物产材料之供给，和匠人对于力学知识、技术巧拙之了解等复杂情况总影响所产生。一系建筑之个性，犹如一个人格，莫不是同时受父母先天的遗传和后天朋友师长的教益而形成的。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各有其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来的匠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正在这个时期，有少数真正或略受过建筑训练的外国建筑家，在香港、上海、天津……乃至许多内地都邑里，将他们的希腊罗马哥特等式样，似是而非地移植过来。同时还有早期的留学生，敬佩西洋城市间的高楼霄汉，帮助他们移植这种艺术。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中升到“士大夫”手中之始；但是这几位先辈留学建筑师，多数对于中国式建筑根本鄙视。近来虽然有人对于中国建筑有相当兴趣，但也不过取一种神秘态度，或含糊地骄傲地用些抽象字句来对外人颂扬它；至于其结构上的美德及真正艺术上的成功，则仍非常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各处“洋化”过的旧房子，竟有许多将洋式的短处，替代中国式的长处，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这些亦正可表示出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不了解态度。
欧洲大战以后，艺潮汹涌，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承认机械及新材料在我们生活中已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这种建筑现在已传至中国各通商口岸，许多建筑师又全在抄袭或模仿那种形式。但是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中国古代建筑，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相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
我们这个时期，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设计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盲目地在海中漂泊，他们把定了舵，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认为，他们是最有希望的。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希望》）
材料二：
中国的建筑从古以来，都是许多劳动者，为解决生活中一项主要的需要，在不自觉中的集体创作。许多不知名的匠师们，累积世世代代的传统经验，在各个时代中不断地努力，形成了中国的建筑艺术。他们的名字，除了少数因服务于统治阶级而得留名于史籍者外，还有许多因杰出的技术，为一般人民所尊敬，或为文学家所记述，或在建筑物旁边碑石上留下名字。
人民传颂的建筑师，第一名我们应该提出鲁班。他是公元前第七或第六世纪的人物，能建筑房屋、桥梁、车舆，以及日用的器皿，他是“巧匠”的典型，二千多年来，他被供奉为木匠之神。著名画家而兼能设计并营造建筑的，宋朝有郭忠恕为宋太宗建宫中的大图书馆。
在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北京皇室的建筑师成了世袭的职位。在十七世纪末年，一个南方匠人雷发达应募来北京参加营建宫殿的工作，因为技术高超，很快就被提升担任设计工作。从他起一共七代，直到清朝末年，主要的皇室建筑，如宫殿、皇陵、圆明园、颐和园等都是雷氏负责的。这个世袭的建筑师家族被称为“样式雷”。
二十世纪以来，欧洲建筑被帝国主义侵略者带入中国，所以出国留学的学生有一小部分学习欧洲系统的建筑师。他们用欧美的建筑方法，为半殖民地及封建势力的中国建筑了许多欧式房屋。但到公元1920年前后，随着革命的潮流，开始有了民族意识的表现。其中最早的一个吕彦直，他是孙中山陵墓的设计者。那个设计有许多缺点，无可否认是不成熟的，但它是由崇尚欧化的风气中回到民族形式的表现。那时已有少数的大学成立了建筑系，以训练中国新建筑师为目的。建筑师们一方面努力于新民族形式之创造，一方面努力于中国古建筑之研究。解放后，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遵循共同纲领所指示的方向，正在开始的文化建设的高潮里，新中国建筑的创造已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工作。建筑师已在组织自己的中国建筑工程学会，研究他们应走的道路，准备在大规模建设时，为人民的新中国服务。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