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超新星记录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以当时的甲骨文刻划，该甲骨文记录的意思是有新的大星出现于大蝎座旁。我国古人习惯于把这类突然极明亮地在天空出现一段时间然后又慢慢消失的星体形象地称为“客星”。
超新星爆发是银河系里最壮观的天象，是恒星演化到晚期所发生的最后一次爆发。近二十多年来，在多次的国际会议中，各国学者相当频繁地提到了著名的中国超新星AD1054以及它的遗迹——蟹状星云，AD1054就是我国史籍中所记载出现于宋代的“天关客星”：
至和元年五月己丑(1054年7月4日)，(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宋史•天文志》
嘉佑元年三月辛未(1056年4月11日)，司天监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东方，守天关，至是没”。《宋史•仁宗本纪》
天关客星可见期共达22个月。1731年，英国贝维斯在金牛座发现了一个云状物，后被命名为“蟹状星云”，因为其外形象蟹。1921年，瑞典天文学家注意到蟹状星云的位置与1054年天关客星的位置相近，估计它们可能有联系。之后，邓肯和哈勃等测出蟹状星云的膨胀速度。根据蟹状星云的大小和已知的膨胀速度，1942年，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证认蟹状星云就是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68年蟹状星云脉冲星的发现，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论证，因为利用该脉冲星的自转周期和自转周期变化率的测定值，根据快速自转中子星的磁偶极模型，可以成功地解释蟹状星云和蟹状星云脉冲星的能量来源，同时算出该脉冲星的年龄与天关客星爆发至今的时间间隔相近，有力地说明蟹状星云是公元1054年爆发的超新星的遗迹。因此，1054年我国天关客星的发现，为超新星遗迹和中子星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和宝贵资料。
(摘编自汪珍如《中国的古客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
材料二：
利用古代天象记录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这一方法有其必要性，是由现代天文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现代天文学是一门对天体进行观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的学科；其二，现代天文学的观测与研究对象大都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要更精确地了解天体运行的规律，或者提出一种理论往往要在长时段的观测积累的基础上，而理论之正确与否也有赖于观测资料来加以验证。人类的观测能力是有限的，而对古代天象记录进行现代天文学意义下的研究，则尽可能地化解这一矛盾。
古代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天象记录，这构成了应用这一方法的可行性。由于天象的重要星占价值，历代官修史书均有专门的部分(“天文志”“五行志”“灾异志”等)来记载象征着天命转移的天象，尤其是特殊天象更是受到历代史官的重视。客星记录也不例外。
欧洲、阿拉伯等文明中世纪乃至之前时期的天文记录的缺失，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古代记录具有唯一性。对此，英国天文学家克拉克与斯梯芬森曾专门讨论过。正像中国古代拥有大量丰富的天象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文化的原因，其他文明天象记录的缺失之原因也大抵如是。
上述必要性、可行性与唯一性使得古代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天象记录在现代天文学视野下具有特殊的应用价值，也使得古代天象记录作为观测数据而成为现代天文学的一部分。
(摘编自吴燕《中国的古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
材料三：
古代的科学思想方法或理论能被用为现今理论形成的一部分时，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的”。我国汉代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古希腊逻辑演绎体系的算法，这种算法比较机械，却正符合计算机的程序化。吴文俊先生利用增乘开方法与正负开方法在HP25型袖珍计算器上编制程序，竟可以解高达5次的方程，而且可以达到任意预定的精度。他说：“继续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机械化特色，建立机械化的数学，是本世纪以至绵亘整个21世纪才能大体趋于完善的事。”
科学史研究还可以为现代科学提供研究资料。1955年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看到我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超新星纪录和射电源关系的论证之后，兴奋地说：“建立在无线电物理学、电子学、天体物理学的‘超时代’的最新科学——无线电天文学——的成就，和伟大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观测纪录联系起来了。”王元等3位院士指出：“通过我国古天文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现代所得的一些天文现象的研究得以大幅度‘向后’延伸。这种‘古为今用’的方法应受到广泛重视。”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来研究超新星遗迹、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等问题，已成为各国的热门课题。
除以思想方法和资料运用与现代科学相交叉外，科学史还以本身的研究工作为现代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提供借鉴。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以有很具体的应用科学史是20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门现代学科，与数理化地生相比，只是一个后生小辈，但它发展很快，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充，研究方法在不断地现代化，如计算机手段、量化分析等只要我们思想清楚，方向正确，不懈努力，相信我国的科学史事业的发展一定会更快更好。
(摘编自席泽宗《科学史与现代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