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一般认识中，媒介就是信息的载体。对于阅读来说，重要的是信息本身，而非其载体。因此，传统语文教学注重的是符号(主要是文字)修辞。可是，自从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以来，人们对媒介的认识就出现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什么是媒介”有着极为深刻的论述。从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提出“传播的偏向”开始，媒介被看作是超越了一般信息载体的特殊文化形态。此后，麦克卢汉、波兹曼、梅罗维茨等学者又纷纷提出见解，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
其一是“媒介即讯息”。这是伊尼斯的学生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1964)中提出的重要论述，它扭转了传统注重媒介内容而忽视媒介形式的弊端。而事实上，当今社会的媒介之重要早已超越了具体讯息，成为一种参与主体塑造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因此，“认识媒介”与古希腊神庙上“认识你自己”的铭文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其二是“媒介即隐喻”。这是麦克卢汉的学生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的基本观点。“隐喻”具有强大的暗示作用，它意味着媒介在讲述现实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比叙事本身更高的权威，使人们误以为媒介叙述的“现实”才是现实，是比真实更真实的拟态环境。“媒介即隐喻”这就需要人们具有高度的媒体讯息识别能力，勘破“隐喻”背后的秘密，从而真实地把握真实。
其三是“媒介即情境”。这是波兹曼的学生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1985)中提出来的。梅罗维茨把媒介看作场景(情境)，而不同的场景会导致不同的社会行为，尤其新媒介将导致新的场景，从而诞生新的社会关系。
这三种媒介认识具有一以贯之的师承立场，那就是把“媒介”看作是具有价值偏向的、并非冷冰冰而纯然客观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媒介”本身有着值得深刻挖掘的内涵，甚至可以认为它具有本体意识，它在故意引导受众朝着某种方向前进。
无论“媒介即讯息”还是“媒介即情境”，它们所着眼的媒介都是围绕电视所展开的电子媒介。而新世纪头十年之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端新媒体已经超越讯息、隐喻和情境，它变成了人的一部分，或者说人成了媒介的一部分。这可以称为“媒介即人”或“人即媒介”。
在互联网的自媒体时代，媒介参与往往被等同于现实参与，越来越多的“键盘侠”游荡在网络上，而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却乏善可陈。隐匿在屏幕之后的语言(包括文字、图片、弹幕、表情包、短视频等)交往，可能导致更多的偏见、娱乐和狂欢，从而消解了社会议题的严肃、真实与有效。
(摘编自林玮《“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本体意义：--种传播共同体的视角》，有删改)
材料二：
戏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凝结了中华民族的美学思想。传统戏曲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戏曲借助不同媒介的传播史。当戏曲传播媒介一旦发生改变，戏曲艺术的表演、剧场和观众等都会发生相应变化。人类社会从口语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发展到互联网信息时代，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智能新媒体软件应用成为人们休闲娱乐、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传统戏曲与日益涌现的各种媒体形式的邂逅，给自身带来了新的生机。
自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戏曲的传播与接受，既有承继关系，又存在时代差异。媒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使得中国戏曲艺术呈现多元形态并存的格局。20世纪初戏曲唱片兴起，百代公司便为谭鑫培、汪笑侬等录制唱片。戏曲影片《定军山》的拍摄，标志着电影与戏曲的联姻。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电视机在我国的普及，具有代表性的电视戏曲栏目《梨园春》《秦之声》走进了千家万户。可以说，利用多媒体平台，传统戏曲实现了剧场演出、网络传播并存的演出格局。观众可以在新媒体平台欣赏梅兰芳的《生死恨》，聆听王瑶卿的唱腔，也可收看央视《空中剧院》戏曲展播。
剧场是戏曲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中国传统戏曲从宋元的勾栏瓦舍发展到明清的茶园戏楼，见证了戏曲艺术传播载体的发展演进。新媒体时代，传统戏曲的传播模式又被打破了。当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表征的新媒体与中国戏曲邂逅，我们看到了戏曲载体的极大丰富性。新媒体融合了戏曲唱片、戏曲电影、电视戏曲等海量的信息资源，戏曲门户网站、微博、微信、抖音等拓展了传统戏曲的传播空间，观众可随时利用互联网资源跨时空欣赏经典剧作，构成了对戏曲剧场演出美学效果的有益补充。
多媒体业态下，戏曲艺术观念和生产主体的创新也在发生。许多戏曲名家也认识到移动互联网的传播效应，有时直播平台可以吸引数以万计的观众在线观看，受众人数远远超过实体剧场观众。戏曲、名角们纷纷在抖音、快手、陌陌等社交软件直播平台上开通网上直播。有的戏曲名角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粉丝”在线，摇身一变，成了“网红”。由于新媒体“粉丝”不受地理空间限制，往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国际友人。可以说，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在场性和交互性极强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戏曲演员借助互联网实现了与观众的在线互动。在直播过程中，观众随时可以给喜爱的演员发“弹幕”交流。
(摘编自李有军《当戏曲邂逅新媒体》，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