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小说插图为典范的整个叙事插图，究竟是在叙事链条的哪一环节可能插上图像呢？可以说，对于这一关键性问题，至今没有一种确切的说法；我们将其落实到文本叙事的褶皱处，当是一个恰当的、合乎学理的解释。
这种解释也可以得到现象世界的确证。例如小说插图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不仅同一部小说会有不同版本，不同的版本也会有不同的插图；不同版本的插图在数量、大小、形制、笔法等方面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有些关键性母题在所有版本中都不会缺少，只要它还能算得上是一种“插图本”。例如，“拳打镇关西”“风雪山神庙”“武松打虎”等《水浒》母题，“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关羽释曹操”等《三国演义》母题，“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调芭蕉扇”等《西游记》母题，“宝黛初会”“元春省亲”“宝黛读西厢”等《红楼梦》母题。作为一种普遍而不是个别的小说插图现象，不同版本为什么会选择同样或类似的母题呢？小说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母题都是故事情节的“关键”，或者说是情节链条上的“节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意蕴丰富复杂，许多细微处难以明确言传。由于文本书写没能表达出应该表达的全部，于是，各种插图本便有了对于“图说”的共同邀请。在这一意义上，插图承担了超语言的部分功能，可谓“盖圣人立象以尽意，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一画之中，隐桔遐渺”。之所以需要在“节点”插图，就是要借助图像的明见性将其照亮，重现被册页褶皱所隐匿的活现的在场。当然，插图对叙事褶皱的光照不可能与现场活现同日而语，但因为图像再现“就是对一种在场的再创造，即使这种再创造的产物是它的纯粹幻想的对象”，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召唤默存的叙事踪迹，以明见性使其在受众心目中重新苏醒。
将小说插图定位在册页的叙事褶皱处还有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可以将叙事插图与诗意图像区别开来，尽管二者都属于“文学图像”，都是语言表意的图像再现，但是它们的再现方式却明显不同。诗意图是诗歌的图像修辞，但不是诗意和诗篇的整体再现，只是撷取了其中的“诗眼”，充其量不过是诗意的图像“例证”。诗意图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所指不具唯一性，“诗”和“图”之间的对应可能发生错位与滑动，如果遮蔽诗意图的题款（文字标示），就可能被误解为其他相似或相近的母题。就像武元直的《赤壁图》，画心本身就是一幅山水画，不看款识就无法使观者联想到“东坡赤壁”，无论前（后）《赤壁赋》还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小说插图则完全不同：“拳打镇关西”不可能与“武松打虎”相混淆，尽管都是英雄气概的图赞；“桃园结义”迥异于“三顾茅庐”，尽管都是情义母题的图像再现；“大闹天宫”不同于“三打白骨精”，尽管它们的主角同是孙悟空；“宝黛初会”与“元春省亲”完全是两码事，尽管故事中的人物多有相重。如此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小说插图在叙事链条上具有相对精准的定位，不可能游离叙事本身而独立存在。小说插图就是这样被牢牢地系扣在了故事的链条中，这是其不同于诗意图等其他文学图像的重要特点。
（摘编自赵宪章《小说插图与图像叙事》）
材料二
“十七年”小说的插图不仅仅再现了小说故事的风云变幻，更是作者对作品进行再创作的阐释和编码，插图截取的都是小说文本中最富有意义的人物情节、故事内容、重点场景，对此进行可具阐释性的符码转换，进而补充文本的意义想象，延伸拟想读者和现实读者的文本接受，从而填充小说文本中的空白，补充文字的意义形象。
任大星的小说《野妹子》的封面画和插图画都是由著名插画家董辰生所绘，生动传神地画出了一个戴着银项圈却成为小革命者的乡间女孩的纯真与机灵，以至作者任大星在《再版后记》谈到封面插图很是兴奋：“董辰生同志为它所作的封面，我实在太喜欢了！它把我头脑中的野妹子，鲜明、生动地形象化了，比我这只拙劣的笔所能做到的，超出很多。”又如柯岗的小说《逐鹿中原》由作家出版社1962年2月出版第1版，其封面是由邹雅雕刻的木刻，内容颇为震撼，炮弹轰炸引起烟雾弥漫和气浪掀天，而战士们却在这种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新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再版该小说，正文中的木刻插图颇具吸引力，例如第三幅，刘邓大军攻打国民党康泽将军扼守的襄阳城，肖红军和战友们用炸药炸掉了西城门半边城墙，然后千军万马穿过城墙，气势恢宏，其滚滚硝烟与战士英雄形象相互辉映。
（摘编自龚奎林《“十七年”小说的图像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