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六朝文学的颓风，到唐代一切以革新的面目出现，尤其在诗的方面，水墨画从当时的着色画里独立了出来，它的重要的关联是与诗的关系，是与诗的艺术性的关系。如唐代王维的诗与画，北宋诗人苏轼就称道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此，完全一致的说法，画，不论它是着色与水墨，是富于诗意的，又简直称它为“无声之诗”。
但诗是以文字来描绘人与事物，而画是以笔与色彩来直接描绘的，这显然是有区别的。然而富于形象性和艺术性的诗，是反映现实的人生的图画。虽与画的形式不同，而它所被赋予的描绘的特性，却是完全相同的。水墨画，由于是从当时的着色画独立出来的，它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气质上的特殊生动性，使内容与形式更密切了起来。这一种风格，就与当时诗的艺术性，有了更高的协调，更亲切的关系。
既然称为诗，就一定有诗的境界，通过它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事物，是活生生的情与景的融合。以一种特殊组织的文字所描绘出来的形象，形成了诗的境界，这样，倘使你闭上眼睛，在脑子里转动一下，这些从情与景所融合起来的，通过一种特殊组织的文字所描绘出来的形象，让你清楚地如同亲眼见到了一样，在你的脑子里浮现出这样的一幅图画，让你情感地觉得，是诗呢？还是图画呢？可以说，是诗，也不是诗；不是图画，却正是图画。可以说，这样的诗，是富于画意的。
同样的，画通过了情与景所交织起来的人与事物，通过了水墨的特性所描绘出来的形象，形成了它的境界，让你从这个境界里，亲眼见到这些形象，更从这些形象里体会到了它的情是如此这般的。从形象所表达出来的如此这般的情，以及水墨所表达出来的如此这般的气质，就与诗的艺术情感，有了极大的共同点。诗是用文字来描绘形象的情景，而画是通过形象来显示情，形式虽不同，而描绘的原则则一，艺术性则一，这样只要你偶一凝神，就会情感地觉得，是画呢？还是诗呢？可以说，是画，也不是画；不是诗，却正是诗。可以说，这样的画是富于诗意的。正是所谓的“无声之诗”。
从唐代起，水墨画形成了它的高度艺术性，即通过意匠和笔墨，形成一种高妙的体格对真实来进行描绘的。它的艺术手法沟通与结合了诗的情意。因此，“富于诗意”，成了绘画的高度艺术性。如唐《雪诗图》的故事，据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唐郑谷有雪诗云：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时人多传诵，段赞善善画，因采其诗意景物图写之，曲尽潇洒之思。”又如：“李益长于歌诗，有《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尽图写为屏幛，如‘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是也。”
这一风尚，一直到宋，诗与画的联系更紧密了起来，经常以一首诗或一句诗来作为绘画的对象。描写的主题，要把诗的意境与情味，容纳到画的意境和情味中；把诗所描绘的内容，通过绘画的描绘，把它刻画与发挥出来。如宋徽宗赵佶的画院，即以“乱山藏古寺”、“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等诗句来作为考试绘画的题目，是通过对诗的体会来表现画的精巧构造的考验。而另一方面，更扩展到“题画诗”，在一幅画上，题上诗句，再通过文字的抒写，来补充和增强画境的情意，二者相互倚重，相互映发，画与诗的艺术性，融化为一体。
（摘编自谢稚柳《论诗画关系》）
材料二：
诗歌与绘画，既然同是艺术，必然有着某些共同的特性；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间，也必然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是我们在研究诗画艺术差异性的同时，必须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诗歌与绘画，究竟在哪些地方表现出它们的共性呢？
首先，诗歌和绘画都是“模仿的艺术”。所谓“模仿的”三字，实际上是说它们都是再现客观物象的艺术。诗歌和绘画都要以自然界的物和社会生活中的人，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加以生动具体的描绘，反映出蕴含于生活中的美。
其次，诗歌和绘画同样要以丰富而奇特的艺术想象作为自己创作的生命力。德国诗人歌德说：“绘画是将形象置于眼前，而诗则将形象置于想象之前。”（《歌德自传》）绘画和诗歌一样，都将形象置于想象力之前，不过，画家先将想象置于形象中，再将形象置于人们眼前。
再次，诗歌与绘画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艺术创造的初始阶段，人们追求“形似”、“真实”，但是，艺术家不能满足于“形似”的要求，进而提出“神似”的主张，冀望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论画》）的理论，正是这种艺术主张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可见诗歌与绘画有着共同的艺术特征、共同的艺术思维规律和共同的审美追求。
既然诗画艺术存在着共同性，便可以以诗入画，以画入诗，实现自然美、绘画美和诗艺美的转化和融合。诗画艺术的异同，恰恰是诗画艺术融通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充分认识它们的异同，才能加深理解诗画融通的基本规律和特征。
（摘编自吴企明《诗画融通论》）
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