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惊叹号
〔俄〕鲍•瓦西里耶夫
那天夜里不知我真的睡着了，还是仅仅处于瞌睡状态，只知道是叫喊声把我惊醒的。醒来后，甚至感到恐惧，因为女人们叫得非常凶。清一色的女人叫喊——无论我们整座楼里，以至我们全城，整个俄罗斯——只喊着一个词：“和平！……”虽然这个词是阳性的，然而高呼胜利的却总是男人们，哭叫和平的总是女人们，五月的那个早晨，哭叫得有点特别，又哭又笑，又揪自己头发，混在一起，同时爆发出来。这种欢天喜地与嚎啕大哭交织在一起的呼号，恐怕连我们的地球本身自从形成以来也是闻所未闻的。
我还记得，人人都在奔跑。有的去机关工厂，有的去找亲人或熟人，有的依次穿过条条街道，谁也不愿意在那个伟大的日子里闭门独坐，找不出任何一个人，哪怕终身都将无依无靠的人，因为欢乐是共同的，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欢乐。四年的战争仿佛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放在盛满眼泪的圣水盘里进行了洗礼，我们从里面一出来便结成了同胞姐妹。
那天早上把我惊醒的一是那些可怕的叫喊声（直到如今我也不能想象这就是胜利的欢呼），二是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呼唤声。
她把我晃醒，喊了一声：“和平！和平了，小姑娘！……”说完就朝学校跑去。我转眼间就穿好了衣裳，扑进了和平的第一天，沿着这一天的街道，因为我不是在家里过夜，而是在城市的另一端，在哭，相互亲吻，因此我是被亲吻个够，哭了个够之后，也是人人洒泪，人人喊叫，谁也不工作，只有报务员一面大哭，惊叹号”。后来我们干脆把我们的邮电分局给关了，唱着，哭着来到大街上。我走到哪里，只要有可能，我们就用脚跺这些牌子，在上面跳舞，先是决定在谁家聚餐，后来分局长想得更妙：要每个人从家里把能带的东西带来，又可以欢聚一堂，同席共饮。
我们又喝酒，又唱歌，笑起来，哭起来，也哭得喘不过气，而米罗诺芙娜——她一直叨念自己的儿子——则眼泪汪汪地睡着了。于是局长对我说：“看看她的邮包，她昨天的信还没有送（里面有个专门装信的袋子），掏出信来仔细查看，按地址分类，在万分伤心的米罗诺芙娜（只有失去儿子的妈妈才会感到自己如此孤独可怜）的邮包里，我沿街奔跑。街上唱歌的人尚未尽兴，寡妇们和母亲们还没有哭够，我疾速奔驰，甚至感觉不到两腿在奔跑，而且放声大笑。
我不知道假若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在家会怎么样。可是她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喘了口气，坐在台阶上。拿起路上一直紧贴胸口的信一看，我的整个心都要碎了，有如刀割一样。我展开信笺——读了第一句：“亲爱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眼前的一切马上就飘摇模糊了。我是怎么爬上去的，有几个台阶是跪着朝上挪的，不过谁也没碰上，我躲进最靠里边的那个天窗下面。这时才又拿出信来：“亲爱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
我是借着稀疏的礼花和车站探照灯的灯光看完那封信的。剩下的您一猜就猜到了：我没有把信交给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她每封请求代找儿子的信和对这些信寄来的答复我都或是中途卡下，或是用办公纸打上“还在继续寻找您儿子”的字样给她。所以她至死都相信，相信他或者——她常常是这样给我解释的——失去了记忆，或是残废了，等待他。我当时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对她的话是这样理解的。
几年后，我因邮政业务关系（在这之前我在邮政函授学校毕业了），到民主德国工作了三年，让她们照我这一时期一贯的答复回答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请求信。假若不是在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死后，我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了尤里•谢尔盖耶维奇•特列季雅绍夫中尉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牺牲的官方通知书
至于“我寻儿子”的小标语牌，她就不是为我想出来的啦，而是为了我的儿子，把她的儿子叫作爸爸，所以她就想让他也等着爸爸。等着
我为什么要给您写这些呢？不仅仅因为我一生对婆婆没说实话，还因为我对儿子同样没说实话，对我唯一的儿子尤里•尤里耶维奇。要知道他根本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从孤儿院抱来的，因为孤儿是不分民族的，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