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汉以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帝王将“民惟邦本作为治国之要”。汉代民本思想在继承和总结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民生。贾谊曾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且强调“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民本思想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民”，而是将民作为评价政绩的标准。唐初的魏征和李世民明确地提出了民水君舟说，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节力役；息边争；不违农时；大办农业，使耕者有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赈灾百姓；慎刑罚。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家，既不像先秦民本思想家那样强调民在邦国中的地位，劝诫统治者要得民心，亦不像汉唐以后强调人民载舟的历史作用，他们所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人的权利，尤其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压抑民权的制度。
——摘编自赵树森《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化》
材料二：孙中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毕生致力于此，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大同”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主张里。“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设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其天年，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设公共病院，贫者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他指出：“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虽然孙中山所谓未来的“大同之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是孙中山将“大同世界”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在当时有助于人们去追求一个理想与幸福的社会，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摘编自万建中《孙中山富国强民的国家建设思想》
材料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主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被放在越来越突出和重要的地位。 2004年3月，国家决定：“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村减轻负担48亿元，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众所周知，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子女辍学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上好学，2006年起，我国西部地区率先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十一五”时期，中央计划要在全国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包括比较规范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规范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此后，各地提高农民工待遇、改善农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措施也陆续出台。除此之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都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积极解决。
——摘编自赵秀玲《“以民为本”与政府治理——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惠民政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