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出现了相结合的趋势。这增强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形成一种趋势：“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种趋势到了20世纪初期又有所发展。列宁把这种趋势叫作“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他指出，这个潮流在马克思时代已经存在，“在20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是更强大了”。
我们认为，两种文化的整合有两条道路：一是自发的道路。科学是人为了认识自己和生存而形成的学问。它以探究自然规律为核心内容。尽管科学不像人文那样以关注人为中心，但它还是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人性。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不管“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这就意味着，人性有自觉追求人文与科学融通的倾向和要求。二是自为的道路。就是通过“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与“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对话、“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倡导“新人文主义”，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
通过两种教育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来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而要达到两种教育的结合，就要实施“文理融通”的教育。这种“文理融通”的教育需要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创造更好的联系，其目的在于：把两者融合成一种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基础而又不削弱任何一方的广泛的人文主义，从而能从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所形成的障碍中找出一条道路来。通过这样的教育，造就既有科学知识又有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以社会科学为“中介”，倡导“新人文主义”，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在现实科学研究中，在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许多交叉之处。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中，社会科学既可能靠近科学，也可能靠近人文，也可能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带有中间和交叉的性质，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联结纽带，是实现科学与人文对话和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I·华勒斯坦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道该投靠哪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所。”
目前，尽管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但是，人们还没有清除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沟壑，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家也还没有消除各自的偏见，民众的整体素质还有待于提高。因此，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切实地推动二者的融合。
（摘编自张志顺、王鹤岩《文化哲学视域下科学与人文的整合》）
材料二：
当前，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些人文学者在经历了与科学的冲突和对话之后，终于认识到这二者实际上并非是天然对立的，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人文合力推进中国现代性大计的成功经验足以借鉴。因此，他们便试图提出一种可在其间进行沟通和协调的东西——“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数字人文的诞生使得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带有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精神，同时它也可以促使科学研究变得更人性化，因而标志着另一场新的革命性变革。它表明，使用科学的手段和计算机技术，人文学科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便利、精准和高效。它可以排除一些主观的人为的因素，加进一些客观的科学的因素，当今时代的文学生产就先行了一步。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一项权威性报告所称，网络文学已经日渐成为文学生产的主流，一些优秀的作家不仅不排斥网络的媒介，而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使自己的作品面向更广大的读者大众。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数字人文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就在我们为纸质出版物的萎缩和实体书店的关闭而感到担忧的同时，我们却见证了互联网写作的繁荣和网上书店的兴旺。今天，我们的学者和作家无须像过去那样伏案写作，只需要在电脑上修改和编辑书稿，最后不留痕迹地将终稿发给出版者，而出版者则会尽快地将付梓，有时只是将其在线出版而无须印制成纸质书刊。诚如凯瑟琳·菲茨帕却克（Kathleen Fitz-patrick）在谈到数字人文现象时所总结的，“在我看来，它所做的就是介于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研究相交叉的工作。它以两种方式运行。一方面，它运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技术来解决传统的人文学科问题，但同时又使得人性化的研究模式通过数字媒介来承担”。这样便使得科学与人文有机地配合甚至结合在一起了，它所能达到的高效和精准无疑是过去单一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难以企及的。
（摘编自王宁《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共融——兼论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数字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