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在“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下，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而不是分散力量去进行基本建设，要求我们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特别是地质勘察、设计和施工力量） ，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我们必须在五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以此来发展我国的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与国防工业，使1957年的工业生产比1952年提高一倍到一倍半。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1952年12月22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
材料二：我国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内容上讲，大体经历了向地方政府放权，中央重新收回权力，再向地方政府放权，这样一个"放一收一放"的循环过程；从时间。上讲，大体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60年代调整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变动”三个阶段。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化，强调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在经济决策方面高度集中，强调中央集中权力的重要性；在经济调节方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的作用，在分配方面倾向平均主义；在经济管理方面，行政化、条块分割与封闭化。
——摘自杨名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及其历史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