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作为说服、论辩的技巧，早在荷马时代就萌芽的演说术，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走向繁荣。演说渗透到城邦各个角落，几乎无处不在。无论在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上，还是在市政广场、剧院等场所，到处都能听到演说者的精彩演说。在“智者”传授演说技能的影响下，雅典出现了一大批演说家，演说术由此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
——摘编自蒋保《试析雅典城邦演说繁荣的原因》
材料二：20世纪初的晚清中国被称为“演说造成的时代”。1902年《大公报》刊载的《论演说》指出，“今夫吾国士无智愚贤不肖，莫不以开沦民智为最亟之务矣”，“乃今欲奋其自力而为开沦之事，则三物尚焉：曰译书、曰刊报、曰演说”。1904年，河北官绅谷钟秀等人援引日本通俗演说之例，奉准直隶学务处，设立茶话所，以推广通俗教育。随着各地练习演说会的涌现，苏州的演说会以“昌明政治之原理或敷陈列国之现势”为宗旨；演说地点多以戏园和茶馆等公共场合为主；演说涉及劝戒鸦片与缠足、列强欺凌、鼓励蚕桑与实业等方面。由此，一套拥有健强的体魄、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与强烈的国家意识等新国民观念慢慢开始在人们心中滋长。
——摘编自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