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蓬勃推进。这一伟大变革，一方面使农民群众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农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要求以改变一些地方出现的基层管理缺位和村庄无序状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乡村，村民群众自发选举建立了村民委员会。这一新生事物立即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人大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我国基层民主重新获得发展，增强了广大群众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充分调动人们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
——俞慈珍《民主视域中的基层群众自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