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河流是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水源和物资，其交通运输功能也支撑着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大的文明区域内部必定需要大量的人流和物流，而一条大河所能提供的水运方式是最便捷和廉价的。直到今天，水运的优势还是难以替代。在工业化以前，内河运输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唯一有效的运输手段。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神庙的材料，是产于阿斯旺一带的花岗岩，要是没有顺流而下的尼罗河水运，这一切就都不可能发生。中国的长江及其支流更加优越的水运条件，也是长江流域的经济逐渐超过黄河流域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一条河流水系间的便捷水运，也为区域内的人员来往提供了条件。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政令的上通下达，公务人员的南来北往，军队和重要物资的调度，重要信息的传递，都是维持国家统一、政府正常运作和社会秩序的根本措施，所以要以很大的人力物力来设置和维护庞大的驿递、调度和运输系统。其中依托水运，特别是依托同一条河流或水系的水运部分，都是最廉价和高效的。以尼罗河谷地为基础的上埃及与以尼罗河三角洲为基础的下埃及并不连接，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也完全依靠尼罗河这根纽带。
河流对文明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也显示于精神方面。所谓“同饮一江水”，就是一个人类群体长期生活在同一条河畔，同一个流域，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协调的生产方式与和谐的生存方式，也会形成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语言是人际交流最重要的工具。在人口迁移或再分布的过程中，受地理障碍的影响，原来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由于分散在不同的小区域，失去了交流和共同生活的机会，原来语言上的微小差别演变为不同的方言。但在同一个流域，甚至在一条大河或其支流的不同流域，由于人际交流相对密切，即使相隔距离较远，也能保持同一种方言。早在公元前2世纪，人们就注意到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现象，即一种“风”（流行、时尚）一般只存在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多变，差异性大：而“俗”（稳定的习惯、传统）可以在一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出现、形成、积淀、传承。在丘陵山区、高原山谷、零散的平原和盆地，一般只能形成“百里”尺度的“风”区，大河流域则不难构成“千里”尺度的“俗”区。在秦汉统一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以其“天下之冲”核心地位形成华夏文化圈中公认的“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基地。
（摘编自葛剑雄《河流与人类文明》）
材料二：
自古以来，文学与河流之间就存在着天然而紧密的关系。中国文学的最初形态如远古神话传说、巫术活动等均有不少与河流相关，河流因其独特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大家名家大多出自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大江大河流经之地。不同的河流自然环境又生发、积淀了不同的河流文化，形成不同的文学风格。更重要的是，河流触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成就了不少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河流文学文本，如《诗经》《楚辞》，以及众多诗词文赋。
文学也在不断地想象、塑造、重构着河流景观。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诗歌、小说、故事和传奇都对空间现象进行了描写，并试着做出了解释和说明”，“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呈现与创造，通过虚构、想象，以创作主体的情感审美，富于诗性地重塑河流景观，积淀、丰富了河流文化，赋予“河流”
这一地理空间以文化表征的意义。中华大地上的诸多河流，如长江、黄河、湘江、秦淮河等正是因为历代文人骚客的反复书写吟咏而成为质感厚重的文化之河，它们奔涌流淌在那些光华璀璨的文学作品之中。
在古代社会，河流是重要的乡土空间，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文化文明、文学创作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现代以来，由于各地交往日益密切，物质往来、人员流动更加频繁，人与河流更为亲近。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挤压下，具有流动性、诗意性、媒介性的“河流”这一地理空间也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场景或主要描写对象。文学家的群体流动，如离乡归乡、抗战流亡、上山下乡等都使他们的人生经历、生存体验与河流更为密切。从童年记忆、家园意识、乡愁情怀到生命哲思、文化意识等都牵涉河流，涌现出一大批河流文学作家，他们以不同的书写方式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河流景观与河流话语，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摘编自蒋林欣《“河流文学”：一个新的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