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提出的教育主张，其首倡者则是商鞅。韩非认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大，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就是法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一个基本概括。
韩非提出“以法为教”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发展。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韩非后来解释说：“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法是一种依据或准则，有了法，就使人行为有规矩可循。 百姓知法、守法，社会就安定；官吏知法、执法，就不会残害百姓。因此，不论吏民，都要教其知法、畏法、守法， 这样国家就没有不强盛的。
法家主张将法令文书公之于众，并使家喻户晓，由此实现法治教育。在秦国“以法为教”颇为成功。当商鞅失势，仓皇出走时，竟然找不到一个躲身之处。因为商鞅曾规定：留人住宿而所留者无身份证，要罪及舍主人。所以， 秦国的强大与普遍的法治教育有很大关系。
如果说“以法为教”主要表达了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内容，而“以吏为师”则主要表达了法治教育的实现手段。
尽管“以吏为师”是古已有之，但这仅是形式上近似。实质上，法家提出的“以吏为师”其着眼点不在“师” 而在“吏”，或者说是在“法”而不在“教”，即为了实行法治，选择那些知法的官吏来担任法令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仅此而已。因此，法家所谓“师”并非教师意义上的“师”。
韩非发展了商鞅设置吏师的主张和实践，明确把这种制度表述为“以吏为师”，以保证“以法为教”。但韩非的“以吏为师”中还包含着一层意思：理想的国家与社会是不需要许多人来从事文化、知识和教育工作的，这样的人一多，就会破坏社会秩序。妥善的做法就是“以吏为师”。这样，韩非就更为强调了法的教育，而否定了知识教育及其实施者，走向了极端。
材料二：
儒家认为教育与政治生活、经济基础密不可分，高度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据《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众多）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这段话语明确表达了“庶”“富”“教”三者的关系。 一方面，经济基础制约着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具有促进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用政治手段治理他们，用刑罚整顿他们，百姓只求免于犯罪，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说服他们，用礼教来规训他们，百姓不但会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民心归顺。孔子认为任何政令和刑律都不如教育（化）有效果，强调了教育（化）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重大作用。
材料三：
道家以顺应自然为最高教育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道的最根本最高级最本质的本性。在教育领域内，“道法自然”就是一切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唯教育规律是从。《淮南子》说，道法自然，绝非“漠然不动”，“听其自流”，而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吕氏春秋》说：“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顺其类”，即顺应本性。
老子认为尊重教育对象的自主意识，不靠外在的强制措施和方式，尊重其客观规律，要“希言自然”，顺其本性，顺其自然，“顺势”去“善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主张要求教育同人的自然本性相一致。能适时而言，适时而行，从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学生要在教者的引导下去观察，去体悟，去分析， 按着本性去充分发展，从而完成教育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