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纵观中国文学史，从唐代传奇到明清小说，“双姝”模式频频出现，并随着市井文学的发展而逐渐繁荣，成为市井民众喜爱的叙事类型。这类小说通过塑造两个相反的人物形象，呈现各自鲜明的特征，并在“二女”相互较量与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构建起故事的整体框架，提升小说的戏剧性与吸引力。
《红楼梦》中有着鲜明的“双姝”模式，最典型的要数林黛玉和薛宝钗。
林黛玉是一个蕙质兰心、才华横溢又孤标傲世的才女。悲伤与孤苦是她的生命底色，不管是秋叶、冬雪还是春草、夏花，在她的诗中都充满悲剧色彩，成为她抒发内心愁苦的意象，流泪与作诗成为林黛玉消除心内苦闷的方式。在与贾宝玉吵架后，她一边吟唱《葬花词》一边葬花，在唱到“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诗句后竟恸倒在山坡上。此外，林黛玉性情率真。将紫鹃视为知己，教香菱写诗，钦佩晴雯的洒脱。在与贾宝玉的爱恋中，林黛玉对感情九死不悔、执着追求，也表现出女性对个体生命的重视。
薛宝钗举止娴雅、行为豁达，又通晓诗书，是传统淑女的代表。同样借住在贾府，但她与林黛玉的率真和愁苦不同。薛宝钗的突出特点是她圆滑的处事方式。她善于处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对人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在贾府左右逢源，深受贾母与王夫人的喜爱。同是贵族出身、才华出众，但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思想、气质截然不同，前者浪漫、孤傲，以道家的出世精神为思想指导，外表弱不禁风却有一种自然的风流态度。后者通达、务实，以儒家的入世哲学为生存之道，如传统士大夫一般以礼自守、中正平和。
在“双姝”模式的叙事技法上，《红楼梦》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方式：
其一是“影身人物”的相互对照。
“影身人物”又被称为“重像人物”，指作品中人物之间在外表、身世、性格、命运等方面的照应，在文本中两者相互对照、彼此衬托。脂砚斋对《红楼梦》的“影身人物”技法有过一些描述，认为晴雯、香菱、尤三姐、妙玉是林黛玉的“影子”，袭人、宝琴、麝月是薛宝钗的“影子”。其中，晴雯和袭人是显性替身，其余的人物为隐性替身。作者之所以设置“影身人物”，原因在于林黛玉与薛宝钗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维度，即道家维度与儒家维度。这两种维度的思想与文化对曹雪芹影响深远，“跋足道长”与“癞头和尚”均出现在《红楼梦》的开头和结尾，并且一同出现，起着引出故事与结束故事的作用。儒家思想是传统文人立身处世的“道”，而道家精神则是文人获得精神解脱的“药”，曹雪芹将两种文化维度分别指向《红楼梦》中的两位重要女性人物，并以林黛玉、薛宝钗二人为原型设立众多“影身人物”，通过这类女性的经历与命运显露出作者的精神取向。
其二是“一真一幻”的相互衬托。
《红楼梦》中的真幻人物主要体现在贾宝玉与甄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这两组人物的对比上，贾宝玉、林黛玉是作者精神理想的隐喻，而甄宝玉与薛宝钗则代表着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林黛玉本是绛珠仙子，带着还泪的宿命下凡，本就不是现实中的人物，这就造成她与薛宝钗本质上的差异。林黛玉在人世间的目的是以“还泪”报恩，因此，泪尽而逝。薛宝钗的处世哲学与入世精神使她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在贾宝玉离开之后依然可以独活。
（摘编自白丽江《明清小说中的“双姝”模式研究》）
材料二：
至晚饭后，待贾母安寝了，宝钗等入园时，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入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抄检起，不过抄检出些多余攒下蜡烛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赃，不许动，等明儿回过太太再动。”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喝命关门。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见这一千人来，不知为何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门去，因迎出凤姐来，问是何故。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因大家混赖，恐怕有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都叫本人来亲自打开。袭人因见晴雯这样，知道必有异事，又见这番抄检，只得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不过是平常动用之物。随放下又搜别人的，挨次都一一搜过。到了晴雯的箱子，因问：“是谁的，怎不开了让搜？”袭人等方欲代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往别处去。凤姐儿道：“你们可细细的查，若这一番查不出来，难回话的。”众人都道：“都细翻看了，没什么差错东西。虽有几样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东西，想是宝玉的旧物件，没甚关系的。”凤姐听了，笑道：“既如此咱们就走，再瞧别处去。”
（节选自《红楼梦》第七十四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