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史学演进的过程中，按照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可将史书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类。通史是按历史演进线索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而断代史是指其叙事限定在某一朝代的史书体裁。
作为一种著史旨趣和价值追求，通史精神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司马迁作《史记》开始，通史之作连续不断，与此同时，对通史理论的阐释也精见迭出。到了清代，章学诚在其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中把中国史学上重“通”的现象归纳为“通史家风”，对“通古今之变”这一传统进行了精彩概括。揆诸中国古代史学的实际，通史之通，有“纵通”“会通”和“横通”之义。所谓“纵通”，即贯通古今，把历史当作一个因革变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呈现历史自始至终的联系和演化。“会通”是南宋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即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横通”则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史著所载社会历史内容的考量。
在“通史家风”丰富的内涵中，蕴含着一种通史精神，这种精神告诉我们，通史不仅是“时历古今”的时间上的连续不断，更是在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意旨后对历史所作出的反思。围绕这一主题，古代史家提出了盛衰、治乱、得失、损益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系统的有关通史之“通”的理论认识。这些理论认识概括起来，就是强调以通识的眼光和整体联系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进而探求蕴含在历史变化背后的事理法则，把“通”“变”“理”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看待。“通”是为了看到历史的“变”，即在历史的长时段考察人类社会古今之变的轨迹。考察历史之“变”的最终目的是求“理”，也就是找出历史兴亡成败的一般法则和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机制。
“通古今之变”离不开别识心裁，章学诚在讨论“通史家风”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他看来，思想层面的“别识心裁”和“成一家之言”是通史撰述的宗旨。历史上不少在体例上与通史相仿的史书貌似通史，但实际上不能称之为通史，只能叫作“集史”。因为通史“别出心裁，成其家学”，而集史只是“合数代而称为一书”。由此，章学诚在《史考摘录》中指出： “凡所谓通史者，不问纪载短长，学问疏密，要有卓然独见，迪出前人。”中国史学史上经典的通史著作均具备章学诚所提倡的别识心裁和成一家言的特征，流传至今，难以超越。
（摘编自王记录《通史精神：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材料二
20世纪，宣扬进化史观的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以及主张唯物史观的范文澜、翦伯赞等，都对中国通史撰述作出了各自的探索和贡献。通史精神由求道转向对事物内在关系、法则和规律的揭示，撰述形式由传统的编年、纪传等史体转向以章节体为基础的多种体例交互并用，撰述的内容也在天人古今的基础上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对世界、对民族、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纂自成一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通史精神进行了辨正扬弃，撰述的方法更是在通变、会通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丰富。白寿彝编撰《中国通史》，他创制的“新综合体”吸收了纪传体、典制体等传统史书体的优长，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
（摘编自杨艳秋《中国史学通史精神别具民族特色》）
材料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的中国通史仍然是时代的需要。新的中国通史要打破教科书式的编写模式，不能把中国通史写成王朝的兴亡史。在这部新的中国通史中，要叙述中华各民族生长繁衍的自然环境，反映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状况，讲述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阐述历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进步。阐述这样多方面的历史内容，需要创新历史编撰的模式。例如法国学者提出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种历史时间观念，可以运用于通史的编写。可以用“结构”来表示的内容，如自然环境的结构、经济关系的结构，都是属于长时段的问题，由于变化较小不必每个时期都写；有些属于中时段的可以用“形势”变迁来考察，如秦汉时期、盛唐时期等；短时段的问题，就如传统历史阐述中的“事件”，需要重点加以叙述，如秦的统一、楚汉之争、安史之乱等。这样的中国通史，应该体现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继承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又能运用反映时代特点和当代学术发展新成果的话语体系，要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见，而且还应便于向国外读者推广。
（摘编自邹北辰《时代需要优秀通史和断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