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一旦有了个人情感色彩，就不科学了，没有意义了。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或心理学的知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的“歪曲”。正是因为“歪曲”了，或者用一个术语来说“变异”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可靠索引。
有些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
这时用感觉的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的还原。这里的诗句说的是爱情是绝对的，在任何空间、时间，在任何生存状态，都是不变的，永恒的。爱情甚至是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的。这是诗的浪漫，其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用逻辑还原的方法，明显不符合理性逻辑。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的逻辑的高级形态，亦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性之理，恰恰又是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
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为什么妙？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但，因为情感的特点恰恰是绝对化，无理了才有情，不绝对化不过瘾，不妙。所以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自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至少还有这么几点，它可以违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人真动了感情就常常不知是爱还是恨了，明明相爱的人偏偏叫冤家，明明爱得不要命，可见了面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互相折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可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的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断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是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种种荒谬的情节，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这样的哲学深邃性，就是无理中的有理，这样的无理，比之一般的道理要深邃得多。
（摘编自孙绍振《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
材料二：
所谓“无理而妙”，所表现的往往是一种特定的微妙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正是那种不受控于“理”的主观的情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感情乃是源于一种心理变态，一种超理智的状态，——当人的情感达到相当的强度时，便自然进入物我一体、真假不辨、幻想与现实混淆一类虚幻迷妄的心理变态。所以诗人表现这种特定的微妙的感情，就可以“曲写心灵”（王夫之语）。比如说，边远地区得不到春风的吹拂，那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咄咄怪事。但欧阳修竟然怀疑起来了：“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这固然写出了山城的僻远和寒冷，更重要的是为了表现一种惆怅之情，而这种感情又是同他贬居生涯心境的寂寞相联系的。
一般地说，这类抒情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生命力，是普遍写常情与写心理常态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正如袁枚所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这里的“必不可解”，大致相当于“无理”。“无理而妙”，或无理而情至，不仅概括了诗艺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一点精微之处，体现了艺术辩证法，而且抓住了诗的审美特质，显示了“情”与“理”的差异性和矛盾性，或许可以称得上古人论诗运用双向思维的一个范例。
（摘编自王文龙《“无理而妙”的现代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