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的重要门类，中国古代雕塑与传统书画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传统书画对古代雕塑的审美取向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与中国古代雕塑具有塑容绘质的特征相关。与西方绘画脱胎于雕塑但最终各行其道的情况不同，中国古代的雕塑与绘画始终保持着互通互融的关系。在早期的雕塑实践者中，有一部分人恰是闻名于世的画家。如东晋时的戴逵“工书画”，同时他“既巧思，又善铸佛像及雕刻”；盛唐时，“塑圣”杨惠之与吴道子同为画友，他的雕塑作品被认为“夺得僧繇神笔路”。这些画家在进行雕塑时，不可避免地将绘画中的审美观照渗透其中。中国古代的雕塑与绘画二者之间的互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者都追求线条的审美表现；二是中国古代雕塑在色彩方面深受绘画影响，形成“装銮”传统。自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开始，至兵马俑、汉俑和唐三彩等皆是融汇色彩因素的雕塑作品。可见，中国古代雕塑与绘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让传统书画能够对雕塑产生影响，进而让传统美学的意象精神在古代雕塑上有所体现。
中国古代雕塑大致可以分为尚“意”和重“象”这两类。两汉六朝时期的雕塑在审美取向上尚“意”，而唐宋时期的雕塑则重“象”。自汉代开始，雕塑的整体面貌逐渐放弃追求形貌上的肖似，呈现出明显尚“意”的倾向。至六朝时期，中国艺术领域出现审美自觉，雕塑对“意”的表现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种尚“意”的主体意识与汉代哲学中的形神关系有密切联系。《淮南子》有言：“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这说明汉代人在评论人物绘画时已经认为展现人物的神采比外形的肖似更为重要。在形神关系上，汉代的雕塑已把握得十分独到，如霍去病墓前的系列石刻并未精雕细琢，但表现出对神韵的有意展现。其中《卧马》《伏虎》等雕塑在仅仅表达物象整体轮廓的情形下，通过对头部和身体的简单刻画便生动表现出对象在某一状态下的韵味。总而言之，两汉六朝的雕塑在造型上崇尚淳朴自然，并不热衷于对物象外形的细致描摹，更注重对神韵的表达。
自唐代开始，雕塑的重心再次向“象”转变。这一时期出现了肖像类雕塑，并且流行于社会各阶层，这类肖像雕塑的肖似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面容，二是人物的外形轮廓。唐朝画家杨惠之曾于京兆府画优人留杯亭像，“像成之日，惠之亦手装染之，遂于市会中面墙而置之，京兆人视其背皆曰：‘此留杯亭也。’”杨惠之仅通过塑像的外形轮廓便准确把握了留杯亭的特征。由此可见，唐代的绘画与雕塑对人物形貌的描摹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这种重“象”的雕塑风潮延续至宋代，并达到了高峰。在雕塑领域，宋朝时期的人物雕塑既具有肖像性质的面容，在举手投足的造型上又最为生动传神，尤其是对衣饰在体与面上的塑造及其装銮日益精美。重观宋明时期雕塑的意象结构，其表现为重“象”却未轻“意”，“意”沉浸于“象”之中。
二十世纪，西方美术的引进使中国古代雕塑的传统一度失去话语权，意象结构的内核被逐渐遗忘。面对西方传统的写实雕塑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当代雕塑，部分雕塑实践者们沉醉于观念和媒材的更新，造成了创作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断裂。不过，好在中国古代雕塑的传统基因并未因此而断裂。早在二十世纪初，一些留学海外的雕塑家便在中西艺术的比较学习中。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更具美学价值。改革开放之后，在对“文化认同”“民族身份”的反思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雕塑家在作品中注入传统“意”“象”的美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可见，雕塑的传承和弘扬，不仅需要在造型语言上向传统追本溯源，而且需要继承传统美学的血脉，使中国写意精神在全球化时代和跨文化语境中更具适应力和生命力。
摘编自（吴昌明《对传统美学与写意雕塑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