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发生了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变异。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魏晋哲学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在思辨上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却是空前的。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这种新的思潮的基本特征，简单说来，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武）李（陵）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的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减）
材料二：
“风骨”的说法，探本溯源，大抵是从人物品藻（品评、评论）里来的。汉代议论人物偏于实在，往往把外在的形容和人的身份地位联系起来。而魏晋时候，尤其是晋代，议论人物偏于玄虚，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魏晋则是政治混乱、精神却自由解放的时代。魏晋人在政治的失落里，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有了对个体的美的欣赏。可见，人物品藻在实用功利的层面以外，又发展出审美赏鉴的一面，所以一些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便自然而然地用于艺术，“风骨”便是一例。从人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人格美。一个有风骨的人，往往性格坚强而不屈，品格刚正而有骨气，素性潇洒，风度翩翩。而从艺术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意境美。一件有“风骨”的艺术品，往往自然流畅、刚健笃实，使艺术家之心清澈显然，充满凝聚的力量。譬如书法。书法讲究用笔、结体和章法。尤其草书，一笔而成，中间有轻有重、有徐有疾。骨架立于其中，故而气脉贯通，隔行不断。所以书法是以有骨有筋、有血有肉的字体篇章为美的。刘勰把“风骨”引入文学，以为文章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要有精神性、不能软绵绵、懒洋洋。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
（摘编自解芳《风骨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