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有优秀的小说家从创作之始，都有一个重要任务：建立自己的小说审美趣味，最大限度地争取读者的情感共鸣。这并不是取悦读者，而是从情感上拥抱读者，以审美趣味为通道，与读者建立血脉相连、灵魂交融的阅读关系。
小说的审美情趣是在小说家的小说观、文学观的视域下建立起来的故事表达形式。它以语言为建筑材料，以人物和故事为基本元素，以时代和生活现场为背景，形成一个完整的文本架构。从人物到故事设计，从语言风格到叙事策略，从情节设置到整体结构，这些不仅体现着作家的艺术匠心，也体现着作家的审美趣味。小说语言是从民间语言中萃取出来的文学语言，包含着生活万象中的活性元素，是作者写作个性最突出的敏感区域。小说因语言的形象、生动和诗意而被赋予艺术性和文学性。一部小说是一个独立的话语系统。生活的滋味、跋涉的艰辛、情感的波澜，都可以成为小说语言里的一道道风景，都可以写出超凡脱俗之美。
严格地说，阅读本身就是一次形而上的心灵旅程，也是作家完成本次写作使命的服务终端。作家就是活在句子里的语言创造者，一个精彩的句子让读者终身受益的事屡见不鲜。因为它们唤起了读者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或道出了世相，或揭示了哲理，或接近了真相，或反讽了现实，或提供了妙趣，或指引了方向，或开阔了视野，或开启了心智，或拯救了灵魂，或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语言表达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般受益匪浅者，就是好小说的美育功能。这样的小说，就是漫漫长夜中的一个灯盏，茫茫大海上的一个航标。
包裹在语言外壳下的，是行走在小说世界中的各色人物。人物与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物产生事件，演绎故事。故事反映社会，表现人性。激情飞扬、生动曲折的故事，逻辑严密地连接着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这是小说动人心弦的部分，也是读者牵肠挂肚的地方。而人物命运
的背后，往往是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着力映射。一个经典的文学人物有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不会因岁月的久远而褪色，也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暗淡。小说的情节和细节，直接表现出作家的个人喜好是低俗还是高雅，是粗鄙还是崇高，是颓废还是乐观，是作者狭隘的个人恩怨的宣泄还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表达，这是衡量小说家审美立场和思想情操的基本尺度。建立和坚守崇高的健康的审美立场，是作家应有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情怀。只有这样，才能洞察世界的风云际会和世道人心，也才能奏出与时代同节拍的黄钟大吕。而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作家，会把它当成毕生追求的恒久目标。
（摘编自李春平《是灯盏，是航标——谈谈小说的审美趣味》）
材料二：
柳青和陈忠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有自己的现实关切，都关心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都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用作品来表达作家对时代的认识、发现和思考。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问题”，当作家去发现、认识和把握“时代问题”时，又因自身独特的感受和发现而形成独特“问题”即“我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时代问题”往往是通过“我的问题”得以表现，并成为全社会的认识和发现。柳青的“问题”是新制度的建立和中国农民如何改变思想、如何发家创业的问题，这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转型时期新政权要建立全新的社会、培养全新的人这一时代要求合拍。
陈忠实的“问题”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如何被冲击进而发生多向度嬗变的问题，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孔子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塑造了“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说、五四以来“文化断裂”说以及“文化寻根”等思想和思潮高度合拍，探寻了中国人、中华民族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样的重大问题。
柳青和陈忠实都受到了“史诗”文学观的影响。这个影响既有来自苏联文学的，也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学的。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中，与其写纯粹个人的、小格局的东西，不如写“大作品”。柳青所持的“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的环境中，对从事文学的人是最佳选择”的文学创作观念，陈忠实也深以为是并身体力行。
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柳青选择的是宏大叙事。在建设全新的社会、培养全新的人的政治和文化的时代要求中，他的《创业史》力图按照党和毛泽东的指示，认识、把握社会和生活。柳青说，《创业史》的主题是“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
《白鹿原》的艺术聚焦则是从家族关系入手，从人与文化的角度切入，触及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教育理念与方法及政治关系等关乎人生存的各个方面，深刻透视传统中国宗法社会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和生存之道，展现传统的宗法社会和乡规民约在时代暴风雨的击打下发生的深刻嬗变以及家族、人性、人心的嬗变等，并从这嬗变中透示出社会演变的轨迹和历史深层的文化脉动。
（摘编自邢小利《现实主义：从柳青到陈忠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