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作品反映了他理想中的“人”，但当他目睹高贵的仁爱被污浊的邪恶大肆践踏的残酷事实后，他曾经创造的美德世界变得虚幻而遥远，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也随之黯淡。这促成其悲剧创作的繁荣。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反映了作者对时代和人生的深入思考，作者着力塑造了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的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最终在同环境和内心的势力悬殊的力量斗争中，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
他的悲剧作品描写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遭到蹂躏的惨剧，于是他笔下出现了与当初美好世界相反的局面：哈姆莱特为报父仇发现“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却是空怀大志，无力回天；奥赛罗正直纯朴，相信人而又嫉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带给他的尊荣、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丧失理智，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磨难；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性格中有善和美的一面，只因受到了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便沦为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
正是因为莎士比亚看到了人自身的堕落和恶欲的放纵并且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他才对博爱的重要意义更加依恋，对世界抱有一线希望。在他的晚期传奇剧中，和解、宽恕、道德感化成为基本主题，悲剧中人的神性在道义上取得胜利；“救赎”成为最终的创作思想和创作主题，拯救已经趋恶的人，使其弃恶从善。
哈姆莱特认为原本的人有高贵的理性，这也是莎士比亚关于“人”的一种理想。对人存在的意义的追寻，使得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有共通之处，都体现出对人超验性存在的永恒意义的追求。但是，在对超验性的理解上，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莎士比亚戏剧的超验性来自主体的理性作用，来自苦难的净化和对现世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体现为人性升华后所达成的精神超越，以及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所生发的对宇宙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他后期戏剧中的人既具有自然欲望，又具有趋善本性，用理智抑制贪欲。其成就非前期人文主义作品所能比拟，这也体现了他从世俗关照神圣，主张以神性规约人性。后期戏剧还体现人的超拔，也是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反思，他自身也成为无人能企及的文化巨人。
（摘编自《关于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