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如此丰富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基于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造就整体性和共同性，产生新事物的力量。“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将不同的东西加以调和并使之平衡，才能致“和”而“共同”。“共同”与“同”内涵有别。“共同”是多因素的“和”的化合，而“同”只是单一事物的叠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才能万物并育、大道并行。
“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特质，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方式，是一分为二基础上的合二为一，和而不同基础上的求同存异，良性竞争基础上的奋进创新，我为人人基础上的人人为我。“和”的哲学，是“会通”，既有包容，更有择优；既有融合，更有贯通；既有继承，更有创新，是一以贯之、食而化之、从善如流、美而趋之。“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和而不同乃万物之道。
和而不同这个哲学概念十分深刻又随处可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古写的篆文“比”字，象形两个人完全一样，只跟与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为标准，这不是君子。中华文化是君子文化，提倡“君子坦荡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类现代化呼唤的时代精神，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这种重铸，既应该突出主导、主流，也应该强调和谐、合作，应该“和而不同”，避免“同则不继”；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现实往往是“江南三月，杂花生树”，并非谁最美，谁就居于“至善至美”之不二法门；并非谁最“精”，其他的就皆在“去粗”之列；并非谁最有影响，谁就不断膨胀，甚至走向极端；并非谁最霸道，谁就可以确立和裁定“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规则”。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的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又革故鼎新。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虽然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但也造就了极端膨胀的个人。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这种新型关系的哲学，就是和而不同。
（摘编自叶小文《和而不同：天下大道的文化底蕴》）
材料二：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并将其作为一种深厚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基因赓续传承，与时俱进。《尚书·尧典》所载，尧治理国家时，“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对内“以亲九族”，对外“协和万邦”。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存斗争中，养成了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经过贤者智者的总结，创造出协和万邦的理念和政策。
“协者，和合而服也。”以和合的心态和原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可以相敬相安；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和谐顺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按照自然的规律，循变协时，与时俱进；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可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左传·隐公六年》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协和万邦所体现的和合文化，是由一系列文化因子如亲、敬、柔、善、中、德、仁、爱所构成的。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将“贵和”与“尚中”密切联系。“德不孤，必有邻”里所谓的“邻”，不只是比邻而居，更是指向地缘政治上的安抚远人的相邻之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孔子关于“和而不同”的论断是和合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论，不仅揭示了和合文化的本质，而且展示了协和万邦的外交活动所应遵循的原则与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
自古迄今，国际关系都是最为复杂的关系，不是一厢情愿的“和”所能解决的。但是中国的古圣先贤提出的“协和万邦”，表现了解决矛盾、贯彻合作的政策导向和基本原则，是主动示好与寻求契合的善意，它为人类和平相处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撑和道义上的驱动，也凝聚了对于世界秩序前景的共同认识。
（摘编自张晋藩《“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历史与法文化解读》）
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