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为图像艺术的真实应当满足细节的写实性、形象的典型性以及精神的真实性。他也将这种源于图像的艺术真实观贯彻到了文学写作中，其作品重视现实主义文学利用典型批判现实的功能，但也倾向于自然、如实、全面的图像式真实表达，中国文学史上自此诞生了极具特色的鲁迅式现实主义作品。
文艺期望触动大众，首先应有细节之处的真实感，使得观者得以代入与共情。鲁迅在《祝福》的细节表现之处流露出自然、细腻、真实的画风笔触。在描写鲁镇居民对“祝福”的准备时，他将过程表现得事无巨细：“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在描写祥林嫂沦为乞丐的落魄时，鲁迅对其形象细节进行了细致的白描，以表现出祥林嫂落魄处境：“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对“祝福”准备场面的如实描写，读者能够感受到火热而温暖的节日气氛，对祥林嫂落魄形象的细致刻画，也使得苦难更加立体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图像式的细节写实，强化了《祝福》整体的视觉性与真实感，从而给读者带来了更深层的代入，使得小说的感染力进一步加强。
在细节真实感的基础上，《祝福》还做到了人物描摹的“本质真实”，鲁迅以现实的笔锋刻画出了以鲁镇人为典型的看客心态，每个角色也都有着鲜明的象征性与典型性。“我”代表着部分读书人群体的犬儒主义、短工代表着部分底层劳动者群体的金钱趋向、柳妈等一众听祥林嫂讲故事的女人代表着部分女性群体的感性自利、鲁四老爷等人代表着既得利益者群体的虚荣精明、祥林嫂则代表着一些直接遭受压迫的底层人民受害者群体的可悲与不觉悟。鲁迅以对个体形象的隐意探索，将旧社会背景下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特征进行深刻的剖析。
鲁迅所追求的艺术真实，不仅在于表现出具体形象的写实性与典型性，还在于表现出精神层面的真实性，《祝福》也全面地呈现出了个体复杂而真实的精神世界。
《祝福》中最直接的精神刻画在“我”处。鲁迅以“我”象征着新旧社会交替过程中的读书人群体，为防止读书人形象的刻板化，鲁迅刻意对于这一群体的精神复杂性进行了构建，这一时期读书人往往有着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双重背景，理性精神逐渐崛起又仍带有旧式思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读书往往被寄托“经世致用”的理想期盼，而“我”面对祥林嫂的苦难时却选择了逃避。对现实表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寄希望于逃避责任与自我宽慰的犬儒主义读书人形象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多数现实。进一步深入理解，《祝福》全文是“我”视角下的表达，文中甚至在有意展现我中庸与犬儒的个性，如在描写“此时”的场景时虽以肃杀、黑暗为基调，却仍然加入了一些带有生气的“祝福”片段描写，这也可看作是压抑气氛的缓和，而故事最后也以“我”视角的大团圆结局收尾：“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表面的圆满结局也是鲁迅以“我”的精神逻辑思考的结果。
在对于人物心理进行刻画时，鲁迅并未将形象刻板化，而是注重写实地将人格复杂性进行表现，在描写鲁镇居民对祥林嫂的表现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掺杂着“情理参半”的观念，即一开始对祥林嫂的悲剧经历感到难过，但很快又对其所带来的麻烦感到不满与厌恶。“我”对祥林嫂的同情与逃避、短工的“贫穷共情”与鄙夷心态、柳妈等女人对祥林嫂故事的一开始“眼泪”与之后的“嘲弄”、鲁四老爷的“可恶”与“然而”等，都体现了封建礼教的双重作用下个体自私心的复杂性。封建礼教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既以“礼”的基本道德观教化了人的基础人格，使人具有一定的世俗情感与善意之心，同时又长期以正统的道德范式压抑着这种情感与人性的抒发，使人选择着妥协与逃避。因此在小说的逻辑模式与人物的精神刻画中，鲁迅也严格遵守了“精神真实”的要求。
（摘编自舒沛《图像学视角下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