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典籍记载，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曾经发明文字。仓颉的传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流传，他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至今在中原地区的濮阳南乐、开封、鲁山、虞城、洛宁、新郑等地，还可以看到仓颉庙、仓颉祠、仓颉造字台、仓颉墓冢等遗存。
关于仓颉其人，我们已不可确知。不过，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肯定经过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少到多，由表意到意音兼备，约定俗成，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文字系统的形成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来完成。我们推测，大约在黄帝时期，可能确实存在过史官仓颉这样身份的人。他不一定独自创造了文字，却可能是最初对文字萌芽进行整理和传播的代表性人物。历史上对文字最早进行规范化整理的人还有李斯。他身为秦相，作有秦刻石和《仓颉篇》字书，曾辅助秦始皇统一文字。历史上最早把古汉字作为知识体系进行全面解说的是东汉许慎。从文字学史的角度看，东汉许慎所撰写的《说文解字》，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字典，也是一部总结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经学、小学的研究成果，进而探究汉字字源，并根据汉字的构形特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的经典性文字学著作。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汉字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学。
近百十年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我国商周古文字资料的主要出土地。这里地下出土的古文字门类齐全，资料丰富。仅殷墟、周原出土的10多万片甲骨文和河南、陕西、山西诸省出土的8000余件带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16000余片温县、侯马春秋盟书，9000余件魏晋隋唐墓志碑刻等大宗资料就足以震惊世界。它不仅推动了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熟，而且也令世人对黄河文明刮目相看。如今在许慎家乡漯河境内的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有8000年前新石器时期刻画符号的重要发现，由此已引起学术界对中华文字起源的新思考。近几十年河北蒿城台西出土的象形符号及郑州小双桥商代陶器朱书文字，加之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郑州商城二里岗期刻辞甲骨，使我们对商代前期的古汉字又有了新的认识。山西襄汾陶寺文化朱书陶文、偃师二里头和登封王城岗陶文，则透露出虞夏文字的若干重要信息。所有这些无不表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汉字文化渊源的独特联系。
据统计，目前海内外刊布的各种殷墟时期的著录刻辞甲骨已达90000余片，历代出土的相当于殷墟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多达6500多件。以这些甲骨文、金文为典型代表的商代文字符号，是我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古汉字系统。殷商文明是在吸收、借鉴夏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代文字当承自夏文化，而且在殷墟时期尤其是从商王武丁以后有迅速发展的迹象。那时候，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时人大多是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可惜今天已不易见到，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翻铸在青铜器上。今所见殷墟时期的单字字目已达4100余个，可释字目在1340多个。这些存活着的古汉字多为人、首、口、大、小、山、川、木、虫、鱼之类的基本字，它们是汉字的基础，后世通过它们又不断地孳乳出新字。
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金文到周秦时期的篆系文字、六国文字，还有秦汉以后的方块汉字，包括古隶、八分隶、魏碑、楷书，各时期的汉语文字资料丰富完备。北宋学者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印刷工匠毕昇于北宋庆历年间发明活字版的经过，并记录了毕昇活字版的工艺技术。这种字体萌芽于北宋汴京，所谓“横平竖直，横轻竖重，字形方正，笔画匀称”，也许因为这个，后世的“宋体”便成为出版印刷最为理想的正文字体。可以说，宋代是汉字真正成熟的时期。
（摘编自王蕴智《黄河学视野中的汉字》）
材料二：
汉字发展规律有三：一、汉字形体存在简化趋势。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汉字最初的形体大都相当复杂，在数千年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自然演变过程，简化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变图形为符号，删减多余和重复的偏旁，用笔画简单的字体代替笔画复杂的字体，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等等。汉字字形大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魏碑——楷书几种形体，还有两种辅助性的字体：行书和草书。
二、汉字形体趋向规范化。早期的汉字形体没有一定之规，偏旁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同字异体现象也相当严重。汉字在简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进行着规范化。汉字规范化主要由政府完成，当然，个体也可能影响汉字的规范化，例如撰写《说文解字》的许慎。
三、汉字形体存在形声化趋势。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甲骨文中主要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形声字所占的比例仅为20%，到了许慎《说文解字》，形声字已占80%，今天汉字中的形声字所占比例更高达90%以上。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存在一个形声化的过程。
可见，汉字是一种与时俱进、能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不断自我调整的文字。
（摘编自徐光春《汉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