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园，文士所以避尘嚣、隐自然而自陶冶之所也。有宋一代，士大夫阶层地位超卓、精神超越。文士对物事情态亦有独特追求与个性品位。映射于园林，则有精湛之美学与情感之寄托。寓于园中，存知识之富足，享自然之优游，而得生命之优雅。故园林之美，总其诸端，雅为其一，内涵丰富。
雅不离藏。雅为士人性格气质、生命内涵与精神高度的一种综合表征，故雅本身即为内有，外露则易流为夸示。园为文士心灵情感之物化，故雅意之凝结原属造园应有之义，外彰则恐沦为显耀。君子用行舍藏，北宋园林更是文士退居、治学、谦宴、游憩、雅集之域，故而园之“雅”，不在“显”，不离“藏”。所谓藏者，又有精神之藏与物质之藏。藏文心含蓄蕴藉，藏哲思悠然深远，藏画境若隐若现。雅之所藏，必由物达之。园林由粉墙围绕，由厅阁错落，由窗牖分割，这墙、阁、窗便是空间的组织者、呈现者与限制者。万般雅意，藏于一园。此谓物质之藏。
雅本于儒思。“雅，义也；义，正也。”故雅之内涵，以诗礼义乐为本。而文人所建之亭台楼阁，是儒思与大雅之结合，寄托着文士心系天下、追慕圣贤、胸怀德政治世之理想。故而宋代构园，一则显家国天下胸怀。如范仲淹题记岳阳楼所抒发之“忧乐观”，欧阳修命名醉翁亭、修建丰乐亭而与民同乐，都是贤人的理想。二则含雅正好学之义。司马光退居洛阳建“独乐园”，“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独乐园亦是司马光著述之地，如苏辙所言“终年著书未曾厌，一身独乐谁复加”。三则有藏修养德之意。藏则平居静心持养，发则浩然行于四海。故园林之雅，本于盛世气格与圣贤气象，为宋时文士提供了儒家道德修养和君子性情涵泳之所。
雅则清幽淡远。园之藏雅，可自建筑、山水、花木、格局等观之。园之雅在清与淡。北宋都市繁华，城内“举目则青楼画阁……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与之相较，文人园则更多了雅淡之意。园之雅在幽与远。虚实相间，其幽则现。富弼致仕之后，“谢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阍爽深密，皆曲有奥思。”(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苏轼因“犹恨溪堂浅，更穿修竹林”，便在南溪之南竹林中构“避世堂”。园中景致幽远则深。藏花小坞、杨柳、帘幕、轩门、漏窗、福扇、栏杆，阐释着隔与通的关系，传递出虚与实的辩证，更传达出空间与景物间的韵律。
雅事与雅趣。园之藏雅，可自亭堂轩馆、山石竹木、水榭花圃等观之，可自清、幽、淡、远之境品之，更可自吟诗赋词、品评书画、抚琴唱和等雅事雅趣体之。文人清客之雅趣，着物则易感知，体境更能得意。欧阳修致仕归田后自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风雅自是可知。文人在园林之中，不仅从有限的山水竹石中存养个体无限的性灵，也在有限的物境中游心于琴台、笔池、墨戏等，养护了这一方池园的浑厚之气。这些在园中进行的雅事与雅集，是文人心灵之交流，故而对外须悉心藏护，不欲显露；对内则是回归本心，不欲遮蔽，这便有了藏与守的交互。有这养护与交互，园林才有了文意和古意的融合，温文千年。
北宋是文人意识崛起并高涨的时期。宋时园林较前代更为繁复精巧，文人独具匠心参与园林之建造，人工山水园逐渐取代纯粹的自然山水园，园林之发展亦是中国艺术哲学与建筑艺术等多种因素融合而得来的成就。
这一园林发展态势转向的背后，反映的是时代审美意识的转变。宋代园林为后世开创了包罗万象的范式与案例，无论是山水、泉石、花木、建筑小品或格局，抑或是室内家具与案牍陈设，皆有典范意义。园林也为文人打开了一个富足的世界：或开荒南野，躬耕东坡，晴耕雨读，带月荷锄，守拙归隐，园为畅返自然之地；或一拳顽石，两幅墨戏，三首清诗，四株芭蕉，五六嘉宾，酒酣笔落，散淡轻吟，园为墨戏雅集之所。宋代文士在模山范水的构园活动中，为园林赋予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力，达到了中国古典园林史上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沈沫《藏雅与守拙：北宋文人园林美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