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对于心性的探讨，主要停留在现实经验的伦理道德层面。直到宋明时期，在隋唐佛教本体论思维影响下，儒学心性论才从经验的层面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心与性是宋明儒学心性论的核心概念，心在宋明儒家那里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道德本心，属于道德理性范畴；二是理智之心，属认知理性范畴。性在宋明儒家那里，主要是指人的本性、本质，同时又是一个内在的价值范畴。宋明儒家认为，人性根源于天道。《中庸》谓“天命之谓性”，就是说天道下贯为人性，天道与人性相统一。性是根源于天道的客观性原则，心是主体性自觉意识的形著原则。
佛家所说智“心”是无分别直觉智慧，属于超理性的范畴，不是道德理性。佛家所说“性”，是指宇宙空理、实相，实际上是境界本体。佛家追求以直觉智慧亲证宇宙实相，获得超道德的宗教解脱之境。儒家所说本心根源于天道生生实体，心体或性体既是道德本体，也是宇宙本体。儒家强调存养本心，以保持本心的昭昭不昧，通过本然之心的随感应物(“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而实现宇宙自然与道德秩序的统一。
儒家心性论旨在明见人性本源，经由尽心尽性而知天，与天道相契应，实现生命境界的超越；通过参天地赞化育，发挥心本体的创生功能，将宇宙创造成合目的道德世界，实现宇宙自然与道德秩序的统一。佛家则注重开发众生本有的智慧，追求以超理性的直觉智慧体证宇宙实相，成就宗教上的理想人格；并通过无所执著、随缘顺化的人生态度，而达到超道德的宗教境界。儒家关注如何在现实世界建构理想的道德和政治秩序，佛家则关注如何实现超道德的、无烦恼的人生境界。
(摘编自单正齐《宋明儒学与佛教——基于心性论视域中的比较》)
材料二：
北宋僧传，当首推释赞宁的《宋高僧传》。释赞宁，五代吴越人，宋初随吴越王钱俶入朝，获封“通慧大师”，曾任翰林院学士、史官编修。在宋真宗支持下，《宋高僧传》于端拱元年（988年）编修完成，主要载录唐代僧人事迹。
释赞宁的“国师”身份，加之《宋高僧传》的编撰背景，使这位皇家僧侣与世俗政权格外亲近。在《进〈宋高僧传〉表》以及《高僧传序》中，赞宁阐明编撰宗旨，褒扬世俗政权对宗教的支持。如果舍去冗繁的赞辞与形式化的客套，不难看出宋初僧人有意取法史传，对世俗政权与佛教的互利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
赞宁《宋高僧传》体例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将传记人物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十科，每科之下又有十六字注疏。“十科”述评文字简短，类似史赞。
释智圆，字无外，自号中庸子，生于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卒于乾兴元年(1022年)。宋代之前的僧人很少有自传，智圆改变了这种局面。智圆个人文集《闲居编》收录《中庸子传》《病夫传》，两篇均为自传。《中庸子传》洋洋数千言，篇幅规模远超唐人。《病夫传》也是作者自叙心志之作，篇幅较短，内容上承接《中庸子传》，可视为《中庸子传》的补充。
传记具有史传属性，应如实记述人物的言行事迹。然而，“自传”却有不同，尤其是中国的自传，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开拓和文化人格的塑造，至于人物事迹反倒在其次。《中庸子传》与《病夫传》继承了陶渊明以来的自传传统，注重自我思想的阐发，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譬如，《中庸子传》以儒家“中庸”解读释氏“中观”，又以“中观”反证“中庸”，由此建立“儒释互补”的文化格局；《病夫传》则以“病”为寓，表明“不为权动，不为名役”的人格理想。释智圆的自传虽也涉及个人的部分经历和平生著述，但这些身外之事、身外之物无非是要阐述作者的“中道”观，表达“儒释相贯”的理念。
释契嵩(1007-1072年)，字仲灵，藤州镡津人（今广西滕州），七岁出家，先后受业于衡山洪堙禅师、筠州晓聪禅师，游历庐山、杭州等地，卒于杭州灵隐寺。契嵩主要活动于北宋仁宗朝。此时政治安定，文治隆盛，释家僧众文化修养普遍较高，尤其热衷于文艺创作。契嵩生前撰有《嘉祐集》《治平集》，共百余卷，宋僧怀悟整理散佚作品，编有《镡津文集》21卷。
今本《镡津文集》卷13载录两篇传记：《陆蟾传》《韩旷传》。《陆蟾传》和《韩旷传》是典型的“文集传记”。两篇作品篇幅短小，以论为主，叙事扼要，吸收史传人物论特点，以一事展开议论。陆蟾乃民间高隐，与作者并无直接接触。契嵩久闻其诗名，又听闻另一位隐者高阆论及陆蟾之诗，进而由诗想见传主品行，遂有“负节守道”的感慨。契嵩认为，由诗观志，“则君子、小人可以尽之”。“诗言志”是感知传主内心世界的重要途径。《陆蟾传》几乎没有记载传主“守节”的具体事迹，全由传主的诗歌引发感慨，如此体式自不同于历代《高僧传》，在唐宋私家传记中也颇具特色。
(摘编自孙文起《“援儒人释”：论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
成就理想人格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都体现出人本主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