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译是古籍整理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百多年来，成果丰硕，取得了很大成绩，已成为普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的重要手段。对今译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上升为理论，反过来指导今天的古籍今译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翻译，学界历来有直译意译之说，有人主张直译，有人主张意译，双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主张直译的人批评意译随意胡译、乱译。主张意译的人批评直译逐字呆译、死译。我认为没有必要将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实践证明，直译意译都是行之有效的今译方法。有些文体宜于直译，有些文体宜于意译；有些语句宜于直译，有些语句宜于意译。最好是“应文制宜”：该直译的直译，该意译的意译。
鲁迅是主张直译的。他说：“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所谓直译，是基本上按照原文的结构、语序翻译的方法，但并不绝对排斥为了符合现代汉语表达方式，有些句子的语序也可作适当的调整。如果说由于中外语言结构相差悬殊难以进行逐字对译，而古今汉语语言结构基本相似，许多句子是可以进行逐字对译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
郭沫若是主张意译的。他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所谓意译，要求译者先把原文的意义正确地领会，然后用规范的现代汉语把原文的内容重新表达出来，意译同样要求忠实于原文，同样要求译者了解原文中的每一个字的含义。与直译不同的是，它忠实的不是原文中的一个个的字，而是由字组成的语意，它所强调的是要求传达原作的风格、神韵。意译之所以必要，第一，由于古今汉语表达方式存在差异等十分复杂的原因，有些句子，至今还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要这样译，只能凭译者的水平，领会其含意，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第二，一些文艺作品，如赋、诗、词、曲之类，讲究韵律、平仄，用词造句更为灵活，如果采用直译，往往字到意不到，死的字面顾到了，活的神采反而失落了。郭沫若把意译称作“译诗的正宗”。他在1953年今译《屈原赋》时又强调：“原作是诗，他的译文也应是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允许译者有部分的自由。有时候他不能逐字逐句的硬译。他可以统摄原意，另铸新辞。”
直译与意译具有共同性，亦有差异性。共同性是：都把“信”放在第一位，都要求忠实于原作。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方法上，前者强调按原文的结构、语序翻译。其优点在内容上易于忠实地、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意义，在形式上可以保存原文的语气及语言上的特色。后者强调反映原文的风格神韵而不必逐字逐句直译。其优点，在内容上能保留原文的风格神韵，在形式上易于再现原文的体裁、风貌。需要指出的是，与直译相比，意译带有更大的主观性。对于这一点，译者应有所警惕。由于二者具有差异性，所以各自都有它们的适应性。就文体来说，直译适宜于用来翻译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意译适宜于用来翻译文艺作品，如诗、词、赋、曲等。就具体语句来说，直译适宜于翻译古今汉语表达方式基本相同的句子，意译适宜于翻译古今汉语表达方式不相同的句子。当然，用直译还是用意译，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有些句子，一般译者觉得无法直译，而高手却直译得很好。这说明关键在于译者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要防止二者各自易于出现的偏向。直译要防止过于拘泥于原文的结构、语序，不可译得生硬、死板、味同嚼蜡；不然，就成了呆译死译。意译由于带有某种主观性，易犯随心所欲的错误，译者一定要严格遵守忠实于原作的原则，切不可为“达”而达、为“雅”而雅；否则，就成了胡译、乱译。
（摘编自管敏义《略论古籍今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