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历史与文学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史记》作为史学经典，能够“跨界”到文学领域，有其内在的原因。司马迁“爱奇”的审美观。《史记》被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但司马迁的审美观有“爱奇”倾向。扬雄《法言·君子篇》：“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谯周也曾说司马迁“爱奇之甚”。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还说《史记》有“爱奇反经之尤”。他们初步认识到《史记》独特的文学审美倾向，但只认识到“奇”的表面现象。司马迁的爱奇，不只是记载神话传说，更深层次的是司马迁选择了大量的奇特之人和奇特事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史记》的创作目的是要“传畸人于千秋”。“畸人”，即“奇人”，即司马迁所说的“倜傥非常之人”。这些非常之人，或者在历史上有非凡之举，或者在逆境中奋发有为，或者有理想有作为但落得悲剧结局，或者出身卑贱但在某一方面有出众之处等。相反，一些位高权重的宰相，由于碌碌无为，司马迁并没有选择他们。正是这些奇特人物的出现，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强大力量的作品。为了突出表现这些奇特人物，司马迁特别注重特异性的故事情节、特异性的场面，如《越王勾践世家》的卧薪尝胆等，都是极有情致的奇人奇事。“爱奇”的审美观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所写的奇特之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有热乎乎的生命，具有了文学的传奇色彩、故事特征和审美享受。
《史记》内在的文学品质。《史记》能进入文学领域，也是由于它本身具有文学的形象和感染力，刻画人物具有典型化、个性化的特征。《史记》选择典型事例表现人物个性，放大了人物一生中的关键点，如项羽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转折点。另外，《史记》描绘典型环境，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表现自己；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去表现人物的行动，用细节描写来充实人物的个性，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史记》插上了文学的翅膀，避免了单纯的客观叙述和呆板的生平介绍。《史记》在“实录”的基础上，根据人物、环境的需要，在某些情况下，适当揣度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或者适当进行艺术夸张，以渲染气氛；或者为了补充事实的不足，适当进行艺术想象。另外，司马迁秉笔直书，褒善贬，爱憎分明，加之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使《史记》中灌注着他强烈的感情色彩，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将个人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这也是《史记》迈入文学殿堂的一个标志，也是《史记》区别于其他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史记》“跨界”到文学领域，也有外部的诸多因素。如历代《史记》文学阐释和评论以及中国文学对《史记》的接受。另外，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以《史记》为旗帜、文学教育以《史记》为教材以及海外学者对《史记》文学的研究等因素，也促进了《史记》进入文学领域。
（摘编自张新科《〈史记〉何以“跨界”文学》）
材料二：
咏史诗是融文学与史学特质于一体的重要诗歌体类，其创作的素材乃立足于史事。《史记》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述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共3000多年的历史，又是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自然成为咏史创作取材的渊薮之一。咏史诗人的创作结合时代特征和审美趋向，选取《史记》中的人和事，通过批判或褒扬，以达到寄寓抱负和针砭时弊的艺术效果。
在现存的文学史料中，最早一首咏史诗的素材即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咏史创作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班固依据此传叙写的“缇萦救父”史实，创作传体《咏史》诗，将二百字的故事，缩写为八十字的五言诗，传承了《史记》“寓论断于序事”的叙事方式和“实录”的著史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的传播形式和流传途径更为广泛，更便于咏史诗人从《史记》中选取适合个人创作的题材。唐代诗人对《史记》的接受增加了新的审美情趣，多以夏禹、荆轲、秦始皇、夫差、项羽、汉高祖、四皓、张良、韩信、李广、司马相如等人为吟咏对象，对前代同类作品既有继承，也形成了整体性的新特点。宋代诗歌好议论、好说理，贯彻到以《史记》人物为原型的咏史诗创作中，就是翻案之风更甚于唐，且比唐人翻得更有深度。元明两代取材于《史记》的咏史创作，在某些方面也不乏特出之处。如元胡祇遹从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史记》中的人物，如刘邦、张良、陈平、四皓等，颇具新见。元代有很多颇具绘画天赋的诗人，诗、史、画融为一体，创作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具有浓厚咏史意味的作品，把《史记》用画和诗两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既在绘画题材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又在咏史创作发展史上占有特殊位置。明人还将其在梦中与《史记》人物的互动写入诗歌，形成了特殊的纪梦咏史诗。清代涉及《史记》的咏史创作规模庞大，体式众多，在集前代之大成的同时，亦有所拓展创新，出现了专门吟咏《史记》的咏史之作，或为专集单行，或在别集中独自成卷。
接受《史记》而创作的咏史诗，实质上是《史记》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和文学创作经验。与此同时，诗人接受《史记》的创作成果，也成为《史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史记》也因此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并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
（摘编自赵望秦《〈史记〉与咏史诗》）
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
——《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