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月洲村
南帆
父亲为我取名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张帆”遭遇如此之多的重名。多年前,正是因为某天突然发现另一些“张帆”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立即决定赐予自己一个笔名。干脆把“张”字拿掉,取名“南帆”。本名也罢,笔名也罢,无非称呼个人的符号,不必大惊小怪,我似乎从未真正将名字视为家族的徽号。那个时候,“家族”这个概念没有在心里留下印记。背起一副行囊,独自浪迹江湖,大漠风沙,长河落日,我意识不到身后存在一个张姓的家族——直到月洲村的出现。
月洲村之行是一次例行的公务拜访,它位于福州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永泰县。汽车沿着盘旋的山路驶向月洲村时,我丝毫未曾意识到与这个村庄的血缘关系。下车之后,周围有人告诉我,这是张姓聚居的村庄,而福州的张姓多半是从这儿出来的。我正忙着看河滩上摇曳的芦苇和路边李树上密密麻麻的粉白花朵,对这句话充耳不闻。一伙人说说笑笑地走到了张氏宗祠门口,一阵鞭炮突然炸响。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村长郑重地送给我一部沉甸甸的张氏族谱。这本精装书籍握在手中的重量,突然让我意识到,周围这些面孔黝黑的农民都是我的宗亲,我们的身躯之中流淌着相同的血脉。
一种异样的感觉掠过内心。
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月洲村之名来自桃花溪。一条清澈的溪流进入村庄后绕了个弯,仿佛在地面写了一个“月”字,溪流两旁绿树杂沓,竹林婆娑,树荫之中小鸟啁啾;离开村子的时候、溪流又在村子边缘从容地围出一片沙洲:一脚踩下去,沙子柔软而温润。只有张姓的人才能发现如此清幽的地方,月洲村之称始于唐末,当然是我们老张家祖先取的名。
我曾经见过一张月洲村芦川桥的相片。夕阳之中,一座三孔桥倒映在水面上,如同一张油画。那一天驾车进月洲村的时候曾经从桥上经过,桥面似乎显得狭窄。车子从公路拐进来,驶到它跟前时,还得稍稍倒车一下,否则角度太小,无法通行。我迟迟没有意识到,芦川桥的“芦川”与张元幹的《芦川词》《芦川归来集》之中的“芦川”是同一个词。而作为宋词大师,这个张元幹,就是月洲村人。许多人津津乐道,宋、明、清三个朝代,月洲村出了一个状元、两个尚书、近五十个进士;对于张姓的子弟说来,这算不上什么,而宋朝的张元幹,却是一个实实在在为月洲村增添重量的大人物。
张元幹的词风激昂豪迈。许多人觉得、苏轼与辛弃疾之间就醒目地站着一个张元幹。他的两首《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和“曳杖危楼去”不仅名垂词史,而且张贴在月洲村的墙上。站在村委会门口默诵张元幹的句子“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内心忽然涌过一阵热浪。以前读过几首张元幹的词,从未想到他或许是一个亲戚。当然,如同苏轼一般,这个亲戚也会有卿卿我我的缱绻,也写得出“寒犹在,衾偏薄,肠欲断,愁难著”“想小楼、终日望归舟,人如削”这种缠绵。
“百忍堂”是张姓祖上一个著名的典故。大约是河南濮阳的一户张家九代同堂,九百多口人和睦相处,穿统一制作的服装,共享相同的餐饮。开饭的时刻击鼓号令,男女分席,长幼有序。治家犹如治国,唐高宗李治慕名到张家视察,向家长张公艺询问治家方略。张公艺写了一百个“忍”字:一切纠纷,忍让为重,这即是“百忍堂”的来历。温良恭俭让是张家性格的组成部分。唐高宗想考一考张公艺,御赐张家两个梨子,看看九百人如何公平分享。张公艺命家人将梨子放在石臼中捣烂,而后置于水缸之内,注满一缸的清水,鸣鼓召集全家,每人舀一小匙。不患寡而患不均,张公艺家长清楚世事人心的症结所在。儿时曾经听父亲说过这个典故,不怎么喜欢。如果张姓的人只能如此隐忍地生活,唯唯诺诺,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兢兢业业地维持那个“九世同堂”的躯壳?
因此,张元幹慷慨悲凉、落拓不羁的词风让我大为宽慰:张氏性格之中仍然存在血性与浪漫的基因,这或许是一个比文学史排名远为重要的事情。据说张元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是,他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张元幹投身于李纲——一个闽籍宰相——的麾下,竭力主张抗金御敌;李纲遭受宋高宗的罢免,张元斡怒不可遏,赋词《石州慢·已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是倾出一腔壮志的长啸。宋高宗退避临安之后,秦桧当政,张元幹愤而辞官返回闽地。绍兴八年,秦桧再度筹划向金国议和纳贡,李纲上疏反对,张元幹的“曳杖危楼去”一词即是对李纲的声援。几年之后,另一个秦桧的政敌胡铨被贬途经福州,张元幹再度出面饯行,并作“梦绕神州路”一词,直陈抑塞磊落之气。这些举动彻底得罪了秦桧,张元幹被捕入狱,除名削籍。多年之后出狱,张元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鬓的老者。他没有再回月洲村,而是在江浙一带漫游,不知所终。张元幹的词赢得了诸多志士仁人的激赏,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想说的是,月洲村的张氏拥有另一份额外的庆幸:他遗传给我们一份大丈夫的血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