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中，普遍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在讲故事的艺术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味求新，普遍学西方，但如何对待中国自身的叙事资源，如何在故事中建构起中国风格、中国语体的文化自觉还不明显，二是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已经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
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中国故事的精神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公正地对待历史和生活。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体的历史感，不能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意。这令我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所说的，他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故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地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姿势，写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慢慢地，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精神视野的残缺，很容易使作家沉陷于一己之私，而无法在作品中展示更广阔的人生、更高远的想象。而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可珍重的人世。中国不少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跳，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充满力量的心灵？那些读起来令人心惊肉跳的欲望故事中，有几个写到了灵魂深处不可和解的冲突？为现代人的灵魂破败所震动，被寻找灵魂的出路问题折磨的作家，那就更少了。
很多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作家们只要一开始讲故事，马上就被欲望叙事扼制，根本无法挣脱出来去关心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或者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困境。
欲望叙事的特征是，一切的问题最后都可以获得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获得俗世意义上的和解；唯独灵魂叙事，它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它在俗世层面是没有答案的——文学就是探究那些过去未能解答、今日不能解答、以后或许也永远不能解答的疑难，因为这些是灵魂的荒原，是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提问。只有勇敢面对这样的根本提问，人才有可能成为内在的人，文学才能称之为寻找灵魂的文学，木心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确实，作家如果没有完成精神成人，文学所刻画出来的灵魂就肯定是单薄的。
当下时代，写作门槛已越来越低，各种方式流行的中国故事实在太多了，有些是满足于读者一种阅读的趣味，有些是消费性写作潮流的产物，但最值得倡扬的，还是完成了一种精神的那些中国故事。毕竟，一味地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我相信后者才是中国文学精神流转的大势。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看到这一精神大势的变化，也唯有如此，在中国故事中所创适的中国形象，才是健全的、成熟的、真正有中国气派的。
（摘编自谢有顾《如何完成中国故事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