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从来就是诗的一种。剧诗一方面和抒情诗（颂歌）及叙事诗（史诗）并列，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抒情诗和叙事诗，它以抒情因素为核心，揭示剧中人在剧烈冲突中的心理感受，因而仅其语言就较日常语言激动人心更甚。现代戏剧大家陈瘦竹指出，现代悲剧重要的特征就是人物、冲突的诗化。就是说，现代悲剧诗人大多对各种自然景物、社会关系以及人的内心世界，有特殊的敏感和深刻的体验，他热爱现实中叛逆的或高贵善良的性格，他深切感受到人物非凡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为真理或梦想而牺牲的悲剧精神，因而，他总是用那种激昂的或委婉的声调、愤怒的或温柔的语言，引导观众进入角色的灵魂深处，披露冲突的起落原委，由此展示一个震撼人们心灵的悲剧界。这就清楚地表明，现代悲剧有着“诗的目的”，它通常“表现某种动作以感动我们，而且运用这种感情媒介使得我们着迷”。陈瘦竹援引席勒的话说：“这是悲剧的权利——不，甚至可以说是义务——它应该使历史真实服从诗的规律，而在处理历史事实时，必须符合悲剧艺术的要求。”
无庸置疑，所谓“诗的目的”，不是对现实和历史精神的简单发掘，而是一种发展。剧作家通常借个别的悲剧事件直喻整个历史的轨迹、人生的哲理和人类的根本处境，因而，悲剧中的“诗”无异于强烈吸引人们的浓缩铀或彻底改变人精神的洗洁精。
一般说来，“诗的目的”既体现在现代悲剧创造中剧作家与剧中人的休戚相关、悲喜与共、悲剧人物思想感情的热烈奔放上，也体现在情节的婉转曲折，意境的深远悠长，语言的气势磅礴、情趣盎然上。“诗的目的”至少在两种情形下给悲剧家以有力帮助，这就是——当剧作家刻画“仁人志士”的崇高理想、反抗精神和献身激情时，诗的风骨总给人物行为披上庄严肃穆的宗教氛围和理想色泽，使人物的坚强斗志、自由要求、拓放情怀在诗的薄雾的缭绕之中，巍峨挺立，楚楚动人；当剧作家转而表现一个善良的人被社会黑暗和邪恶蹂躏、扯碎，遭遇不幸时，抒情因素不仅能深刻地传达社会生活不如人意而引起的哀愁、感伤，而且能将幻想写得无比真实，将苦难烘托陪衬得格外深重。这些都表明现代悲剧向诗的回归是富有意义的，它最终将大幅度地提高悲剧的鼓动力和启迪作用，使之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当代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现代悲剧特点的发掘，是陈瘦竹在现代艺术思潮推动下，深入勘察悲剧本质及其艺术形式内蕴的结果，也表明他的悲剧学思想已逐步突破传统悲剧思维框架而达到一个能与当代世界悲剧大家公开对话的境界。尽管其思索可能不尽严密周到，但它们显然从新的角度打开了现代悲剧迷宫的大门，确立了一种新的阐释场，使现代悲剧隐匿多年的内在艺术构成昭然于世。
（摘编自周安华《民族悲剧美学的丰碑——陈瘦竹悲剧学思想新探》）
